120s/ 青手写学丛卡守 简明中国文学史 上册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简明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062641 海人天版社 626414 ==========第1页========== 毛主帝语录 古为今用。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第2页==========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广大知识青年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断涌现，一代革命青年正在茁壮成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实用农业技术知识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起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更好地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对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改进。 上海人ん ==========第3页==========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原始歌谣和神话………{{第二章《诗经》…29第三章荀况、韩非和先秦散文……47第四章屈原… …66 第五章司马迁和《史记》……………84第六章汉代乐府民歌和文人诗… …104 第七章曹操和魏晋南北朝诗文 …|19 第八章李白…… …|38 第九章杜甫… …61 第十章白居易… …|82 第十一章柳宗元……|99第十二章刘禹锡 ……216 第十三章李贺、杜牧、李商隐 0…234 ==========第4页========== 前 言 第一节为什么要学一点中国文学史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毛主席早就指示我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有些青年读者可能会问，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为啥要读一点中国文学史，为啥要去读儿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文学作晶呢？总的说，是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古为今用的方针，是为了有助于“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为了有助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具体地说，有以下儿个方面。 首先，读一点文学史和古代文艺作品，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国古代文学历史的悠久、遗产的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侧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拿有文学记载的文学史来说，时间就有三千年之久。从民间口头创作来说，有远古时期的原始歌谣和神话，有周代的“国风”、汉魏的民间乐府、南北朝的民歌和历代的谣谚，还 ==========第5页========== 有近代产生的一些富有战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民间歌谣。从文人诗词来说，有屈原的《离骚》，有曹操、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陆游、龚自珍等许多大诗人的诗，又有辛弃疾、陈亮等大词人的爱国词。从散文来说，自春秋战国到近代，有荀况、韩非、司马迁、柳宗元、王安石、李贽、章太炎、王夫之等许多著名作家的文章。从小说来说，有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有唐代的传奇和宋元的话本，有明清时期的各种小说，其中产生了曹雪芹的长篇杰作、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从戏剧来说，有标志着古代戏剧文学的兴盛的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元代有大戏剧家关汉卿，明代有汤显祖的优秀剧作《牡丹亭》。总之，无论是神话传说、民间歌谣、文人诗词、散文、小说和戏剧，真是丰富多采。特别可贵的是，从远古时期的神话到近代反帝反封建文学，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品，突出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热情歌颂了他们反抗侵略，反抗压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通过这些优秀作品，我们可以非常形象地看到：“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所以，读一点中国文学史，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其次，读一点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古代社会。文学是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意识形态，它用语言文字，通过形象化的手段来反映社会生活。古代文学作品也是如此。譬如读《伐檀》、《硕鼠》这样两首民歌，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怎样辛勤地从事伐木、种植的劳动，而那些“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统治阶级却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我们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怎样揭露批判那些剥削阶 2 ==========第6页========== 级寄生虫，诗中十分辛辣地、形象地把那些不劳而食的“君子”，比为可耻的“硕鼠”多我们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发出“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誓言，了解他们要求摆脱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强烈愿望。又譬如读《红楼梦》这样一部古代小说，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什么叫地主阶级，什么叫封建社会，认识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的虚伪和反动，认识没落地主阶级及其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腐朽、黑暗和必然败亡的历史命运。优秀的古代文艺作品通过语言文字、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古代人民的斗争及其思想感情，常常比一般历史著作更具体、更生动形象，因而也更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要了解古代社会，除了读一般历史著作之外，读一点文学史和古代文艺作品，很有好处。 再次，读一点文学史和古代文艺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譬如在我国长期的阶级社会中，政治思想领域里一直存在着儒法斗争，这种斗争也反映在我国文学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百家”，最主要的就是儒法两家。《论语》、《孟子》集中地宣扬孔孟之道，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作。《荀子》、《韩非子》里面的文章，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思想。我国第 一个大诗人屈原所写的著名长诗《离骚》，就反映了当时楚国两条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而诗人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方面对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批判斗争的。在唐宋时期，李白、刘禹锡、李贺、杜牧、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许多诗歌和散文，表现了法家倾向和进步思想；韩愈、苏轼等人的诗文则多鼓吹儒家思想，维护孔孟之道。在明清小说中，《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的小说，而《水花传》则是一部鼓吹儒家“忠义” 3 ==========第7页========== 思想，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在文学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儒法斗争不仅影响到作家们的文学创作，而且也影响到文学史上所发生的文学运动。例如唐代的古文运动，柳宗元和韩愈都倡导古文，反对六朝以来浮靡的骈文，但是柳宗元是为了宣传法家思想，而韩愈则是为了宣传孔孟之道，两者的思想政治路线是不同的。所以，读一点文学史和古代文艺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从文学史这个途径去了解古代的儒法斗争，同时从儒法斗争对文学史的发展和古代文艺创作的影响，我们又可以认识到文学创作和政治思想路线斗争的关系。 最后，读一点文学史和古代文艺作品，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文艺这个武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史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文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在今天，我们就更应该自觉地掌握和运用文艺这个思想武器，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服务。古典文学过去一直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这个领域。读一点文学史，读一点古代优秀的文艺作品，我们还可以批判地吸取古代文艺创作的艺术经验和技巧。毛主席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祗之分，快慢之分。”借鉴古代的艺术经验和技巧，可以提高我们文艺创作的表现力，为表现新的革命的思想内容服务。从 ==========第8页========== 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学习那些有生命的语言，学习古代优秀作家遣词、造句等方面的经验和技巧，使我们的文章写得更准确、鲜明、生动，更有力量。拿起笔，做刀枪，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更好地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第二节怎样学一点中国文学史 学一点中国文学史，读一点古代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态度。毛主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别除其封建性的槽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主席这段话，不仅指出了古代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指出了我们对待文化遗产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这就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要做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就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三个方面进行革命的批判。 一是要批判文学遗产问题上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应当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批判“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是一种反动观点。我国文学史充分地证明，我们古典文学遗产是非常丰富的，是我们整个“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了解并且批判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可是象胡适、胡风那样的一些人，却对我国古與文化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可耻态度。胡适根据“我们自己有事不如人”的谬论，把中国古典 5 ==========第9页========== 文学称为“死文学”，他的结论是“中国文学没有价值”，所以应当“死心塌地的学习人家”，“全盘西化”。可见民族虚无主义，实质上也是民族投降主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类反动谬论“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在文学遗产问题上我们尤其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它的 一个根本性观点“全盘继承论”。“全盘继承论”对抗马列主义的批判继承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在文化问题上搞阶级投降主义。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今天我们要创造革命的文艺，“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但是修正主义理论却把文艺遗产说成是“源”，胡说建设新文化应以古代文艺作为“出发点”，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我们主张，对古代文化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周扬等人却鼓吹“全盘继承”的谬论。周扬曾公开提出，“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作为系统的东西保留在今天的文艺中”。大家知道，古代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有属于人民的进步的东西，也有属于剥削阶级的反动的东西。主张不分精华、糟粕地把古代的意识形态“作为系统的东西保留”下来，实质上就是要让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腐蚀、毒害今天的读者。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修正主义的影响是很深广的，在过去的文学史著作和文艺遗产问题的研究中，许多文章不加批判地评述古代文学作品，美化封建性的糟粕，散布各种有害的、反动的思想观点，如尊儒反法、人性论、阶级调和论、投降主义等等。对这些修正主义观点，我们在读文学史、读古代文艺作品及有关评论时，必须注意进行批判。 二是要批判古代文艺作品的思想糟粕。我们对文学史上 6 ==========第10页========== 的作家和作品应当进行革命的批判。我们所说的批判，并不就是简单的、全盘的否定。所谓批判，就是分析，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文艺遗产，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不分阶级的或超阶级的统一体，而是一分为二的。列宁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古代文化中存在着“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和古代文艺作品的实际状沉，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我国文学史上，既有民闻的和比较接近人民的作家，也有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既有反映古代人民和进步阶级要求革命、要求改革的作品，也有竭力宜扬反动的孔孟之道、反对改革的作品，总之是一分为二的。 不仅对整个文艺遗产应当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对一部文艺作品，那怕是优秀的文艺作品，也应该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例如，《红楼梦》是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但其中也存在着 一些属于剥削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封建性糟粕，应当进行批判。就是对其中那些属于民主性的精华的东西，也应当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如书中反对男尊女卑，这是进步的思想，伯书中人物认为天地灵气“独铆”于女子，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些奇特的话，在当时是对儒家男尊女卑反动观念的抗议，但认为男人都是坏的，女人都是好的，这就是超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见解，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了。可见古代作品中民主性的东西也是带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是不能囫囵吞枣，全盘继承下来的。 7 ==========第11页========== 三是要批判和肃清我们读者自已头脑里面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我们是为着革命的需要去读文学史、读古代文艺作品的，可不能把阅读古代文艺作品仅仅当作无聊时候的消遣，或若从自已某种不健康的恩想感情和艺术趣味出发，专门去欣赏作品里面那些封建性的糟粕，甚至硬去充其中的角色。如果我们不清除自己头脑里面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就不可能分清文学遗产中哪些是进步的，是民主性的精华，哪些是反动的，是封建性的糟粕；也不可能辨别文学史和有关的评论中，哪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有益于读者的正确意见，哪些是修正主义的、有害于读者的带误观点，结果就可能全盘继承、兼收并蓄，甚或投自己之所好，专去欣赏乃至模仿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因面受到腐蚀和毒害。我们不应当忘记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曾经有过这样的教圳。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地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提高分析批判的能力。为了学好文学史，应当读一点历史著作。文学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读一点文学史有助于了解古代的历史，了解古代的历史反过来又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文学发展的过程。为了读好文学史，自然要读一些古代文艺作品，文学史著作里面就有关于古代文学家和文学创作的简要的评述，但它不可能完整地转录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原著。读文学史有助于对历代个别作家、作品的认识，而读一些具体的古代文学作品反过来又可以丰富、加深对文学史的理解。但无论是读文学史、读古代文艺作品还是读历史著作，都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去认识文学现象和历史现象， ==========第12页========== 去理解文学史上的问题。· 我国古代没有专门的文学史著作，在古代史书中附有《艺文志》、《文苑传》、《儒林列传》之类的篇章，但不是独立的完整的文学史。在解放前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鲁迅著的《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是最好的文学史和小说史著作，解放后出版的文学史，有的较好，有的不好。因为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就是那些写得此较好一点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乏阶级观点、阶级分析以及尊儒反法等错误。我们现在编写的这本文学史，不是一部具有高度系统性和完整性的文学史著作，而是一本普及性的文学史读物。书中关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等方面都从略，着重评述的是我国文学史各个发展阶毁上比较好的、比较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包括有典型意义的反面作品)，读者从这里只能了解我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极其粗略的轮廓。我们编写这本读物时，力图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在文学史上翻尊儒反法的案。但是由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文学史上许多问题也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深入讨论研究，所以书中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盼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读一点文学史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广大青年读者的迫切要求，而目前又还缺乏比较适合广大青年需要的背及性的文学史读物，我们之所以敢于把这本粗糙、浅薄的读物拿出来，原因就在于此。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今后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好的文学史著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国广大青年正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我们衷心希望和祝愿我国广大青年， ==========第13页========== 边战斗，边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其次也读一点其他方面的书，包括读一点文学史和古代文艺作品，努力做到又红又专，能文能武，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10 ==========第14页========== 第一章原始歌谣和神话 我们中国屹立在亚洲大陆的东南部，东临太平洋，西枕帕米尔高原；最北部全年无夏，大部分时间覆盖着亚寒带的冰雪；最南部长夏无冬，到处生长着热带的椰林。五十万年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在这块大地的黄河流域劳动、生息。 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首先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我国丰富多采的古典文学，早在原始公社时期就开始了它的光辉历程。原始歌谣和神话，就是这个历程留下来的第一批宝贵的文学遗产。 第一节文学的起源与原始歌谣 文学起源于劳动，最早的文学形式是诗歌。 诗歌的产生可以远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初阶段。那时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感党器官均不发达，语言很原始，不仅语法简陋，词汇贫乏，而且语音也不清晰。但诗歌创作在这时就已经在劳动中产生了。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在一九二四年就作过精辟的论述：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帕是诗歌在 11 ==========第15页========== 先，小说在后的。…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州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淮南子·道应训》里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yhǔ，读“牙虎”)，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一九三四年，鲁迅又利用这个材料，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上述的道理进一步作了形象化的说明，这就是常常被人们引用的关于“杭育杭育派”的一段话： 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浙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刘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门外文谈） “杭育杭育”虽然是“单纯的呼叫”，没有明确的意义，但它是适应抬大木头所特有的劳动韵律而产生的，是有节奏的，实际上它是原始的劳动号子，也可以说是原始的诗歌语言。?随着人类的进化和语言的脱离原始状态，在这种“单纯的 12 ==========第16页========== 呼叫当中，逐渐出现简单的表意明确的词语。后来，由于思维和语言在劳动实践中日益发展，加到原始劳动号子中的表意明确的词语日益丰富，所表达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日益复杂起来，于是表意明确的成分便上升为诗歌的主体，而原来的“单纯的呼叫”反而退居为从属部分了。但是这种单纯呼叫的从属部分在许多民歌当中，特别是劳动号子当中一直保留下来，至今仍旧常见。先秦时代的中国早期的文人诗歌，往往带着“兮”、“猗”、“些”、“只”等诗歌专用的语气词，读起来具有浓厚的原始歌谣的韵味，也正是这种“单纯的呼叫”的遗迹。· 诗欺既然起源于劳动，不难想象，在儿十万年的原始社会里，歌谣一定是多不胜数的。但因迟迟得不到文学记录，原始公社以前的作品全部失传。就连原始公社时期的作品，我们也只能从后来的文献里看到它的一鳞半爪了。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弹歌》： 断竹，续竹飞士，逐肉。 断竹就是砍伐竹子，续竹就是制造成弓，飞土是说把泥弹发射出去，逐肉是捕打鸟兽的意思。这首歌谣见汉晋间人编撰的《吴越春秋》。据该书记载，范蠡曾向越王句践“进善射者陈音”(《吴越春秋》卷五)，句践向陈音询问弓弹之理，陈音在讲述过程中背诵了这首《弹歌》。可见这是口头流传下来的远古时代的歌谣。 这首歌谣两字一拍，韵调自然，语言单纯朴素，是一首比较接近原始语言的两言诗。它节奏轻快，感情洋滋，不仅概括地写出了制造和使用弹弓的全部过程，而且突出表现了我们 3 ==========第17页========== 祖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喜悦心情。它具有这样的艺术性，显然是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的艺术加工的。但从其反映的社会内容来看，无疑是渔猎时代的作品。它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成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赞同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并且说：“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其高级阶段则“从马箭的发明开始”。“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弹弓是弓箭的前身。根据恩格斯的指示来看《弹歌》，就不难发现，这首原始猎歌当是我们祖先由蒙味时代中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时候产生的。氏族是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的，由此可以推测，欢唱《弹歌》的中华民族祖先已经生活在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 《弹歌》这首优秀的远古时代的歌谣，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水平很低，我们祖先的生活非常艰苦。根据考古工作者对陕西华县元君庙遗址人骨的鉴定，那时的人们由于负重过度，往往患有压缩性骨折。由于食物粗糙，咀嚼困难，下颌骨都比现代人粗壮。大多数成年人只活到三四十岁，不少儿童早年天折。这还是进入野蛮时代以后的情况。至于《弹歌》的时代，生活就更为艰苦了。但是《弹歌》却充满了乐观主义清神，没有留下任何悲苦的阴影。在艰苦与乐观之间，作者显然是把乐观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这就不仅反映了我们祖先乐观昂场的情神状态，而且也为后世诗歌开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曾经被历代民歌所继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的现代 14 ==========第18页========== 民歌，更是充分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 《吴越春秋》讲到《弹歌》时说：“弹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日…”。这里虽然说出了这首歌谣是渔猎时代使用弹弓时的作品，但却捏造故事，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解释弹弓的发期和《弹歌》的创作，这就完全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既歪曲了历史，也糟蹋了《弹歌》。出此可见，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史，必须从一开始就注意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 《弹歌》以外，在《礼记·郊特牲》里有一首《伊耆(q1,读“其)氏蜡(zhà，读“炸”)辞》，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土反其宅！ 土，回到你那堤上去1 水归其壑！ 水，流到你那沟里去1 昆虫毋作！ 昆虫不要兴起！ 草木归其泽！ 野草灌木，长到你那沼泽去1 伊耆氏一作伊祁氏，据说就是神农氏。这是一个首先发明农业的氏族的名称，同时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开始经营农业的时代的名称。作为人类进入野蛮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的陶器，据说也是由神农氏发明的。可见这个时代大约相当于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时期。蜡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这是每年年终为了祈求农业丰收而祭祀有关百神的祭典，是自然崇拜的产物，是原始宗教的表现。但原始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同后来阶级社会里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宗教有很大区别，而且在原始社会的整个思想领域里，从长期社 626414 15 ==========第19页========== ◆ 会劳动实践中产生的朴素雄物思想还是起主导作用的。这首蜡辞每句都是命令语气，敢想敢说敢为，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意志和力量充满了自信，充分表明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主宰大自然的巨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早的农民形象。一九 五八年，陕南农民曾经唱出了这样一首民歌：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多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1 这首民歌与《伊者氏蜡辞》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内容。然而，就气魄的雄伟和风格的豪迈而言，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着历史发展继承性的痕迹吗？ 原始社会的野蛮时代始于制陶术的发明和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终于文字的出现和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儿十万年的中国原始社会里，这个时代只占着最后二、三千年的时间，其上限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下限大约距今四千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弹歌》和《伊耆氏蜡辞》之间一定有着很长的时间距离，后者的语言比前者有很大进步，这是不足为奇的。当然，从形式上看，《伊耆氏蜡辞》已经属于四言句式的范畴，在修辞方面可能经过周朝人的加工。但其内容完全符合我们祖先最初从事农业生产的精神状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忽视的。 16 ==========第20页========== 第二节神话和神话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不仅创作了无数歌谣，面且还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许多雄伟壮丽的神话 远古时代是神话繁荣的时代。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曾经说过：“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巳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在这里，马克恩已经明蹦指出神话是人类发展到野蛮时代的产物。如前所述，在漫长的中国原始社会里，这个时代只占最后二、三千年的时间。但这二、三千年却正是中国神话的产生和繁荣时期。活跃在中国神话里的黄帝、蚩尤、禹等，实际上都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部落联盟的领袖。即使是女娲(wā，读“蛙)造人和补天的神话，最早也只能是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产物。这个神话把人类起源和人对大自然的斗争都集中到一个女神身上，显然是在母系氏族公社繁荣和母权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而这正是人类进入野蛮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恩格斯在谈到希腊人的氏族的时候曾经说过.“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对自然的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不仅指明了神话产生的历史条件，而且也指出了神话与原始宗教的关系。 关于原始宗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很清楚.“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 17 ==========第21页========== 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这种人格化的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就是最初的原始宗教之神。我们在前面介绍的《伊耆氏蜡辞》，就是对这种宗教之神发号施令的作品。“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杜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这种有了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的幻象，就是原始宗教中的后起的宗教之神，最初是图腾（族徽，氏族神），我们在中国神话里常常看到的反面角色“帝”（上帝，天神），测是这种幻象的最高代表。 随着社会上私有财产的出现和氏族显贵的产生，原始宗教很快就有了欺诈的成分，带上了阶级的烙印，而且其程度不断加深。这在“帝”的身上是有充分体现的。到了阶级社会，阶级属性成`了宗教之神的主要属性，原始宗教也就由自发的宗教变成人为的宗教，成为剥削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了。原始宗教曾为神话的孕育提供思想材料，而当神话一旦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对原始宗教的某种否定，走到它的反面去了。所以，神话决不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幻象，恰恰相反，它是人们力求征服世界支配世界的力量和愿望在幻想中的反映，总是鼓励人们反抗宗教之神的权威，不屈服于命运，力争做世界的主人。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 18 ==========第22页========== 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由上所述，神话和宗教迷信性质是不同的。宗教迷信宣扬宗教之神的威力，宣扬“天命论”，使人消极地屈服于受支配、受统治的地位。神话里面的神，则是原始人幻想中的理想的英雄，它与宗教之神往往处于对立的地位，神话反映了古代人民要求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它是积极的。 中国神话的文字记载，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和远古歌谣 一样，也都是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的东西，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有的自然难免要被打上阶级社会的烙印。但是这些文字记载的基本内容是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实质上仍是属于原始社会的作品。 这些神话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往往有深刻的描写，突出的形象，热情歌颂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大公无私、顽强战斗、无所畏惧的高贵品质，生动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图景，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在祖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开辟草莱、缔造文化的历史功绩。 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里的“夸父追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甘。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与桃音相近，邓林即桃林）。 夸父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这个氏族的特点是“其为人大”。神话里面这位善走的巨人夸父就是同名氏族的代表和化身。 19 ==========第23页==========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点去探索太阳的秘密，紧紧追赶太阳，一直追到太阳下山的地方。口渴已极的夸父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渭河之水，还嫌不足，又去喝大泽（神话中的大湖，据说在雅门山外，纵横千里)之水，没有走到，就渴死在路上。可见他为了争取时间和胜利，在追日的时候忍受了多么严重的口渴。“弃其杖，化为邓林”二句，在《列子·汤问》里作：“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弭广数千里。”更进一步具体地说明，夸父死后把手杖丢下，用自已巨大的尸体作为肥料，使它化为大片桃林，继续为人民造福。古代人民在神话中塑造的这个形象是很崇高的。他有着造福后代的高贵品质，有着穷究自然奥秘的雄心壮志，有着气吞山河的伟大气魄。这是体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光辉典型。那弭广数千里的桃林，就是他伟大精神的化身，也是他光荣事迹的纪念。 再如《山海经·北山经》里的“精卫填海” 发鸠之山（旧说在山西长子县西，为漳河的发源地)，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鸦），文首（头上有花纹)，白喙(hui,读“汇”，鸟嘴)，赤足（红脚），名日精卫，其鸣自铰(×āo,读消”，呼叫。它的鸣声是自己呼叫自已)。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面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yin,读“因”，填塞)于东海。 这个神话把精卫安排在发鸠山上，说她是炎帝之少女，可能起源于这个地区的炎帝部落，而与漳河水患有关。后来漳河被说成是东海，显然是广泛流传的结果。这个潮于东海的 20 ==========第24页========== 少女，抱着一定要战胜海洋的决心，化为小鸟，口衔木石，誓填东海，这不仅是为自已报仇，而且也是为了替别人除害造福。少女的化身“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外表非常朴素“常衔西山之木石，以煙于东海”，意志非常坚强。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青少年形象。这个感人的形象反映了远古时代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充分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青少年自古以来就有着刻苦耐劳、顽强战斗的优良传统。《述异记》说，精卫“一名誓鸟，一名冤禽，又名志鸟”。这些别名不仅体现了少女的性格特征，而且饱含着人们对她的感情，可见后人对她是怎样攒扬和怀念。 又如《淮南子·天文训》里的“共工头触不周山”： 昔者共工与颛颈(zhuan xu,读专须”)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1ǎo,读“老”，大水)尘埃归焉。 这是一个造反的神话。我国原始社会在进入父权制以后，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私有财产开始出现，奴隶制度逐渐萌芽。随着阶级分化丽产生的氏族显贵，不断发动掠夺战争，财富和奴隶日益增多，地位日益加强，有的终于成了部落联盟的大酋长。传说中的五帝一黄帝、颛颈、帝喾(kù，读“库”)、尧、舜，实标上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一个比一个明显地代表着从原始公社产生，但又自居于原始公社之上并且同原始公社日益脱离的社会力量。他们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专制，虽然在决定大事的时候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并对大酋长的职位实 21 ==========第25页========== 行“禅让”，但这只不过是在少数氏族显贵之间实行的“民主”，表面上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民主色彩，实际上已经和原来意义上的全氏族成员的民主平等大不相同。“五帝”都是姓姬。其后的禹也是姬姓·后来才“别氏，姓姒氏”(《史记·五帝本纪》)，到禹被选为大酋长以后，不仅可以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杀掉一个迟到的氏族首领，面且公然把大酋长的职位传子，终于建立了由姬姓氏族统治的奴隶制国家。 恩格斯在谈到奴隶制的产生时说：“最卑下的利益一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一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杜会影最卑鄙的手段一~偷窃、暴力、欺诈、背信一一毁坏了古老的设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虽然奴隶制在当时是进步的，但其“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 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传说在舜的时候就创制刑法，可见当时人民的反抗一定很激烈。对于这些反抗斗争，神话里是有突出反映的。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刑天的故事，说刑天“与帝争神”，上帝砍了他的头，葬于常羊山，他就“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盾）戚（斧）以舞”，要和上帝继续斗争，真是不屈不挠。至于被称为“四罪”和“四凶”的灌兜(huāndou,读“欢唗”)、共工、鲧(gn,读“滚)、饕餮(totiè，读“涛帖”)，更都是反抗姬姓大酋长的著名英雄。 共工本来是一个古老的氏族，居住在共地（今河南辉县），正是黄河出山入平原北转，常常决口为患的地方。因此这个氏族世代治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而且功绩很大，在部落联盟中常常担任水官的职务，使得这个官名也就叫做 22 ==========第26页========== 共工。‘禹治水成功，也是和这个氏族的直接帮助分不开的。但是这个氏族是姜姓，常常受到姬姓大酋长的压迫和打击。据说尧就曾经骂他们“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见《尚书·尧典》），意思是言语漂亮，行为乖张；貌似驯服，心想造反。还把他们的首领流放幽州。由于黄河常常在他们的地区决口，有人还诬蔑这个世代治水，劳苦功高的氏族“振滔洪水”（见《淮南子·本经训》等)，作为迫害他们的借口。因此，这个古老的氏族不断反抗姬姓大酋长的压迫。许多史料表明，黄帝以后，颛项、帝喾、尧、舜、禹等姬姓大酋长，全都被共工斗遍了。《韩非子·五蠢》说：“共工之战，铁铦（古代兵器）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虽然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我国远古时代有铁器，但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出当时共工氏族和姬姓大酋长之间的战争 一定很激烈。 这个神话里的共工，就是勤劳勇敢的共工氏族的代表和化身。他敢于造反，胆大包天，力大元比，一怒之下，连天地日月星辰都为之改观，一个颛项当然不在话下。他的英雄行动既集中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安排山河的丰功伟绩，又充分显示了他们最初造反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造反者的形象。毛主席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个光辉的典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论断。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包括黑龙江和被老沙皇侵占的乌第河在内的绝大多数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充分表明，早在原始社会野蛮期，我们祖先就已经对这样的山河大势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并对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虽然是幻想的、幼稚的，但却充满 23 ==========第27页========== 了主人公的感觉，充分反映我们的祖先已经视察了祖国的山河，走遍了祖国的大地。 古代反动派很害怕共工。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 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有个害怕革命也反对改造大自然的姬姓大奴隶主太子晋，就曾经跳出来说：“古之长民若，不堕(hui,读“灰”，毁环)山，不崇薮(su,渎“叟”，不垫洼地)，不防川(不修河堤)，不窦泽（不决引积水）。…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沉满于享乐。虞同娱。湛dān,渎“丹”），淫佚其身（生活荒淫)，欲壅防百川（绪塞所有的河流），堕高堙庠（削平高山，填塞注地)，以害天下。皇天弗福（不保佑），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因此灭亡）。”直到唐朝，儒家气味极浓的司马贞，在为《史记》补作的《三皇本纪》里，还说，女娲末年，共工“任智刑以强（依靠智谋和刑罚强盛起来），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企图以水德接替木德。古代阴阳家以为女蜗属木德，共工属水德，木应由火接替)，乃与祝融（担任火官的氏族首领）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他们不仅力图给共工抹黑，而且是多么希望共工失败，希望共工惨死啊！但是劳动人民从来也不相信太子晋的鬼话。汉代民间求雨祭共工，这是连董仲舒也不能不承认的事实（见《春秋紫露·求雨》），可见共工仍活在人民的心里。太子晋对共工的咒骂，反面使人们看出共工是一位敢于“堕高堙瘅”的坚决改造大自然的英雄，同时也暴露了太子晋的反动嘴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首词的自注中，曾选录了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上述三种不同的记载，并加按语：“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24 ==========第28页========== 天倾西北，故日羽星辰移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毛主席这个按语揭开了神话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恢复了共工这个造反英雄的胜利者的形象，实际上也就批判了那些想把悲剧留给英雄的反动意图。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看中国文学史，就不准发现，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神话不断遭到剥削阶级的破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明显，“共工头触不周山”的遭遇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罢了。《尚书》曾说夏商“受天命”，孔丘赞扬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这都表明奴隶主阶级一建立国家，就很注意利用宗教迷信来统治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神话，或则横加排斥，或喇进行歪曲和篡改，而干得最为突出的就是孔丘。例如，关于黄帝的形象，孔丘至少就做过两次肆意的纂改： 宰我问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 · 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日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长着四张脸），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之四方，不计而耦(步调一致)，不约而成，此谓之四面。”(《太平御览卷 七十九引尸子) 中国拟隶主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尊黄帝为始祖。孔 3 ==========第29页========== 丘唯恐神话有损祖宗的尊严，他的这些巧伪之言，显然都是参照周朝大奴隶主的形象来篡改神话中的黄帝形象的。 又如，关于“夔(ku1,读“葵”)一足”的神话，孔丘也作了惊人的歪曲：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一只脚），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面独通于声（对音乐特别在行）。尧日：‘夔一，足矣（有一个夔也就够了)，使为乐正（负责音乐的官名）。”放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此事两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一见于《吕氏春秋·察传》，内容大同小异，这说明孔丘破坏神话的巧言伪语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其实，夔本来就是神话里的一只脚的怪兽，状如蛇，其形象已经在一对殷墟石雕和一幅晚周帛画上发现（见郭沫若《文史论集》)。那幅晚周帛画画的是夔风搏斗，夔左凤右， 一个贵妇人在风一边的右下方向左侧立，合掌祈祷。这充分表明夔和凤是一对矛盾的事物，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凤在神话里是和平的象征，“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和《说文》都有明确记载。作为凤的对立面的夔，是象征暴力《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正是把夔作为暴力的象征来介绍的。众所周知，孔丘对凤是崇拜得 五体投地的。他歪曲、否定关于夔的神话，正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害怕革命暴力和害怕辩证法的表现。这些例子，不约而同，都是玩弄文字，进行诡辩，和《论语》里记载的孔丘的言行完全 25 ==========第30页========== 一致。 有人曾根据“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一句话，就以为孔丘有“无神论”规点，那是不可信的。·孔丘谈凤不谈夔，实际上已经暴霹了这句话的部分真象。孔丘鼓吹天命，讲究丧葬和祭祀，祭祖、祭神时都必诚必敬，好象鬼神就在他面前似的。只要全面看看他对待鬼神的态度，就不难发现，两种性质不同的神，在孔丘脑子里是界限分明的。孔丘崇敬祭祀的是那些有利于奴隶主统治的宗教之神，“不语”的是那些不利于奴隶主统治的神话之神。孔丘的时代正是奴隶造反的时代，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起义，势如暴风骤雨，很象神话里的共工造反。据说跖还讲过，死后要以铁锤随葬，到地下敲周朝大奴隶主的脑袋（见《吕氏春秋·当务》）。这个故事又与神话里的“刑天舞干戚”多么相似。看看这些事实，就不难发现孔丘究竞为什么要把神和怪、力、乱并列而加以排斥否定了。这种神显然就是神话里的共工、刑天等具有反抗性的神，而决不是孔丘平时所崇敬祭祀的宗教之神。其实，孔丘不但对两种性质不同的神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且对于怪、力、乱也是一样。孔丘崇拜凤鸟之外，还崇拜什么河图、麒麟，他还毁 三都，杀少正卯，并积极支持没落奴隶主搞反革命政变，实际上他怪、力、乱样样都谈，不过只谈对奴隶主阶级有利的怪、力、乱，不谈对奴隶主阶级不利的怪、力、乱罢了。由此可见，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实际上是一句骗人的鬼话。提得迷信，反对神话，这就是孔丘的“无神论”的实质。 总之，能歪曲篡改的就歪曲篡改，不能歪曲篡改的就一律“不语”，横加排斥，这就是孔丘对待神话的态度。由此可见，孔丘的目的是想利用自己的学阀地位，把神话全部扼杀。由于儒 27 ==========第31页========== 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许多著述都很少涉及神话。直到汉代的司马迁，仍不能摆脱孔丘的影响，对神话还是小心翼翼，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又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我国古代许多神话的失传，是跟孔丘的排斥抵制分不开的，孔丘就是扼杀中国神话的罪魁祸首。然而孔丘却大言不惭地吹嘘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意思是说：“周文王死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古今中外尊孔的反动派也都鹦鹉学舌，吹捧孔丘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成”，这不是颠倒历史吗？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史，应当把这个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28 ==========第32页========== 第二章《诗经》 原始歌谣和神话，是原始社会时期人民的口头文学。原始歌谣虽只流传《弹歌》、《伊者氏蜡辞》等一鳞半爪，但从中却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歌咏的民族。随着中国文学史的向前发展，到了奴求社会的周朝，便产生了大量的诗歌。 第一节《诗》是怎样变成“经”的 在我国奴隶社会时期，曾产生了大量的诗歌，早在二千五百年以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就已流传于世，其中共收集了主要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 五首。当时人们称它为《诗》，或举其整数日《诗三百》、《诗三百篇》，后来儒家学派把它尊奉为经典，习惯上就称为《诗经》。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辞，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合一的形式。《墨子·公孟》有“诵诗三百，歌诗 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话，可见《诗三百》原先都是可以歌唱、演奏或伴以舞蹈的。后来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乐谱失传，单剩下歌辞，就成为现在这样的一部诗集了。 《诗经》里面的诗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地的土风歌谣，通常所说的《诗经》中的民歌就在这一部分里面。雅是 29 ・∵ 3~.，く ==========第33页========== 朝廷的正声雅乐，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雅和颂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及其文人的作品。风又分周南、召南、邶(bèi,读“倍”)、邮(ydng,读“拥”)、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bin,读“宾”)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分布的地域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和湖北省北部。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大雅用于诸侯朝会，小雅用于贵族宴享。颂是“容”的古体字，即“样子”、“姿态”的意思。颂乐是舞乐，演奏时连歌带舞，统治阶级用它来祭祖酬神，歌功颂德。颂又分周颂（周天子用）、鲁颂（鲁国国君用）和商颂（殷商的后代宋国国君用)，共四十篇。 《诗经》各篇的具体写作年代已无法一一考定。一般认为《周领》产生最早，在西周初年。《大雅》大部分是西周前期的作品，《小雅》和《国风》大部分是西周末年至东周初年的诗，《商颂》和《鲁颂》都是东周的作品。 《诗经》的年代绵延这样久，地域分布这样广，当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它是我国奴隶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作品的总集，其中明显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分，一种是人民的文化，另一种是奴隶主贵族的文化。前者反映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痛苦生活和反抗情绪，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人民口头流传下来的歌谣，语言朴素生动，风格清新刚健，是《诗经》中的精华；后者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愿望和腐朽生活，一般的说，内容大都是庸俗反动的，语言形式是呆板枯燥的，根本不能与生动活泼的民歌相提并论，其中只有西周末年产生的一些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揭露社会弊病的]政治讽刺诗，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鲁迅对《诗经》是采取一分为 二的态度的，他指出，《诗经》中的《颂诗》是“拍马”之作，对后 30 ==========第34页========== 来文人的创作还产生了“夸大，装腔，撒谎”之类的坏影响，“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文学上的折扣》)；而“《国风》里的东西”，许多“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所以“大家口口相传”(《门外文谈》)。 《诗经》中虽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但作为一部完整的诗集，它在当时是根据统治阶级制礼作乐的需要而采集编订的，是为姒隶主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统治阶级采编民歌，并不是为了保存和发扬人民文化，而是企图从中了解人民的思想情绪，以便加强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在周代，《诗》还是贵族子弟必修的“课程”。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乐官之长)…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春秋时期，诸侯各国交往频繁，外交大臣们为美化言辞，常常引用诗歌来表达政治意图，这就叫“赋诗言志”。孔丘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论语·子路》)就是说学了诗要按照周礼去治理政事，出使四方时会赋诗言志，应对诸侯，否则，读得再多也是无用。可见《诗三百》早在奴隶社会时就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典籍了，统治者采诗、编诗、学诗、赋诗都是从牠们的政治需要出发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转变时期，围绕着《诗三百》，没落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儒家学派为了挽救礼崩乐坏的颓势，利用古代文化典籍，以古非今，制造复辟奥论，把《诗》当作“克己复礼”的舆论工具，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孔丘。孔丘晚年在鲁国聚徒讲学时曾借《诗》《书》来宣扬儒家教义。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论语·为政》)。 31 ==========第35页========== 这句话可以说是孔丘歪曲《诗二百》的纲领，意思是：《诗三百》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违背“礼”的思想。我们知道，“思无邪”一语出自《鲁颂·啊(iog,读扃”，肥马)篇》，原意在描写养马的专心致志，和“礼”是毫不相于的，更不能拿来概括其他诗篇的主题思想。可是孔丘出于反动的政治目的，断章取义地硬把它和儒家的仁义礼治联系起来，概括《诗》的全部内容，这正是历史上的反动派进行思想文化统治的一种卑劣手法。孔丘与学生论诗还特别注重和提倡反动的“诗教”。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是要人们遵循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俯首贴耳地服从统治。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意即《诗》可以感发没落贵族的复辟意志，考察统治者的施政得失，《诗》可以进行怨刺讽谏，调和内部矛盾，“团结”奴隶主贵族，从而加强统治的力量。这样近可以事父，远可以事君。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得以巩固，那么就能兴灭继绝，回复到西周奴隶社会的盛世去了。孔丘宣扬“思无邪”、“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的政治目的即在于此。后来的经学家有什么“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朱熹《诗集传序》）、“归于正”(《论语》包咸注)等等说法，都不过是孔丘这一反动理论的演化和发挥而已。 由于孔丘的歪曲和利用，《诗三百》便成为没落奴隶主阶级宣扬复古倒退、破坏法治、反对社会变革的奥论工具，严重地阻得新兴地主阶级法家路线的顺利推行。法家代表人物！战国时期的商鞅和秦代的李斯根据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对《诗三百》采取了坚决排斥的态度。商鞅认为“民以此 32 ==========第36页========== (指《诗收书》)为教者，其国必削”(《商君书·农战》)，深恶痛绝地斥之为“虱”(《商君书·靳令》)，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见《韩非子·和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粉碎反动阶级的复辟阴谋，根据李斯的建议，断然采取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实行专政。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地主阶级地位的变化，封廷统治者逐渐由反儒转为尊儒，儒家学派占据统治地位，《诗》和其他儒家典籍被正式列入“经书”，研究《诗经》也成了专门的学问。经学家们继承孔丘的衣钵，以传经注书为名，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制造种种臆说，大肆贩卖封建纲常名教的黑货，愚弄、毒害人民。但是人民群众和后来的法家人物则抛弃了儒家的谬说，坚持发扬《诗经》中的进步因素，历代民歌直接继承了《诗经》民歌的优良传统，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也用注解经书的方式为他的变法路线服务，写了《三经新义》。 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和评价《诗经》，必须坚持运用马列主义的锐利武器，清除历代剥削阶级文人散布的重重毒雾，还它以本来面目，坚持把《诗经》本身的思想内容与儒家对它的曲解区分开来，把《诗经》中多少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与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糟粕区分开来，然后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第二节《诗经》中统治阶级及其文人的诗歌 《诗经》中统治阶级及其文人的作品主要有三类：祭祀诗、宴享诗和政治讽刺诗。 祭祀诗是用于统治者祭天祭祖仪式上的诗歌，它是历代庙堂文学的鼻祖。统治者在祭祁仪式上，利用它打出天命、神 33 ==========第37页========== 鬼的旗幡，唱着板滞凝重的歌声，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什么“维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纯”(《周颂·维天之命》)，连篇累牍的祷辞，宣扬着周天子受命于天，文王的德政至善至美，奴隶制万世长存的反动思想。 《雅》《颂》中一些祈神赛社（报答谷神土神等)的农事祭歌，已经不同于初民的原始祭歌，而带有明显的剥削阶级的思 想烙印，如K周领·噫嘻》： 噫嘻成王，既招假（昭示诚数之心于天）尔。率时（同“是”，这些）农夫，播厥百分。 骏发（大加开发）尔私（田官的私田），终三十里。亦服（大力从事）尔耕，十千维耦。 成千上万名奴隶被追在三十里宽广的土地上耦耕（两人并作)播种，奴隶主头子在前面发号施令，作威作福，而广大奴隶却被写成俯首贴耳，毫无反抗的表示，这不是对历史粗暴的歪曲和颠倒吗？再看《小雅·甫田》末章：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普孙之庾，如坻(chí，读迟”，岛屿)知京（高丘）。 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报以介福（大福），万寿无疆。 吸血鬼“曾孙”霸占了奴隶生产的全部劳动果实，庄稼堆得齐屋梁，粮仓高得象山岛，还要千车万箱地往家搬。这首诗把剥削者的罪行当作功劳来夸耀，为吃人的制度祈祷颂祝，从 34 ==========第38页========== 而粉饰现实，掩盖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思想十分反动。 宴享诗反映奴隶主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散发着腐朽糜烂的气息。以《小雅·宾之初筵》为例，诗中描写的是一席贵族的酒宴。酒席上摆着各色佳肴，宴会厅里鸣钟奏乐。赴宴的老爷们起初还道貌岸然，装模作样，显得彬彬有礼；可是酒过三巡以后，便原形毕露，丑态百出：“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竹制容器。笾biān,读“边”），屡舞卧傲（醉舞狂乱。做qi,读“期”）”， 一个个喝得烂醉，口里狂呼乱叫，身子东歪西倒，杯盘器皿统统打翻在地，真是一片乌烟璋气。可是本诗的作者却津津乐道，陶醉其间。可见贵族文化和贵族社会一样，也是腐朽不堪的。 政治讽刺诗也是统治阶级及其文人的作品，但它跟祭祀诗、宴享诗有所不同。西周末年到东周初年，奴隶制开始解体，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非常尖锐，奴隶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奴隶主贵族内部矛盾重重。这时统治集团中某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物，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写下了一些揭露黑暗现实的政治讽刺诗。尽管诗人的主观动机是挽救本阶级的灭亡，唤醒当权者的注意。但是另一方面，从这些大小奴隶主怨天尤人的相互揭露和咒骂声中，我们却听到了奴隶制走向坟墓时零乱的脚步声，看到西周王室树倒猢狲散的狼狈相。如《大雅·召是》一开头写道：“是(mn,读“民”)天疾威，天笃降丧。旗(dian,读“颜”)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y心，读“语”)卒荒”。这是惊慌失指的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悲鸣，他们哀叹说：老天爷大发雷霆，降下了特大灾殃，害得我连年闹饥荒，奴隶们跑得精光，我的土地啊一片荒凉1曾经不可一世的奴隶主头目，如今却已威风扫地，池枯泉蝎，活现出纸老虎的原形。 35 ==========第39页========== 私田的开发，土地的兼并，是奴隶制度下阶级矛盾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 萌生，促使阶级分化急剧进行。这在《大雅K小雅》的部分篇 章中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如：“人有土田，女（同“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大雅·瞻印》)，我的土地你抢去了，我有奴隶，你又夺了走。这显然是一场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的风波。《小雅·十月之交》中有这样的几句诗：“百川沸腾，山家(zhng,读“肿)塔(zd,读“族”)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江河在沸腾，山岳在崩裂，高高的山崖已一落千丈化为深谷，深深的峡谷却陡然壶立，变成了山陵。自然界这种翻天覆地的巨变，象征着当时人类社会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崛起，腐朽的奴隶主阶级正在崩遗。 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维系着它的精神支柱也纷纷倒塌。统治阶级曾经借助天命神鬼和祖先的威灵来慑服人心，而今这些法宝开始失灵了。有人公开表示埋怨和谴贵：“吴天不惠，降此大戾(，读“丽”，罪过)”(《小雅·节南山》)。“浩浩吴天，不骏其德。…旻天疾威，弗虑弗图”(《小雅·雨无正》)。“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四月》)接着便有人出来追根寻源，发现罪魁祸首不在天，而在人：“匪（非）降自天”，“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有的甚至提出了“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小雅·何人斯》)的观点，这说明奴隶主阶级受命于天的传统观念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欺骗人了。 奴隶的反抗斗争，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新兴地主阶级的抬头，传统观念的动摇，构成了西周末年至东周几百年间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标志着奴隶制度的厄运已经到来。《大雅》、《小雅》中的一些政治风刺诗从不同的侧面，曲折 36 ==========第40页========== 地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有助于我们具体地了解奴隶社会发展、崩溃的历史，但是总的说来，它们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作品，其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应当加以批判。真正反映了周代诗歌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的，是《国风》里面的那些民歌。 第三节《诗经》中民歌的光辉成就 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斗争一这就是奴隶制度的情景。”《诗经》民歌以朴素生动的画面，形象地展现了被压迫阶级的苦难生活，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奴隶制度下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人民群众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愿望，所以称得上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历史见证，也是古代文化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豳风·七月》是奴隶的痛苦呻吟和悲愤控诉，字字血，声声泪，诉述着奴隶们遭受的残酷剥削和非人待遇。打开《七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奴隶生活的悲惨图景： 七月流火， 七月火星向西沉， 九月授衣， 九月寒衣该到身多 一之日婚发(bib6, 冬月北风吹， 读“毕泊”)， 二之日栗烈； 腊月寒森森， 无衣无福， 粗布褂子没一件， 何以卒岁1 年关愁煞人」 37 ==========第41页========== 此诗以时间为序，描述奴隶们一年四季的繁重劳动：正月里赶修农具，二月便赤脚下地，在田官的监视下辛勤耕作， 三月里妇女们采桑养蚕，这样一直忙到八月开始收获，九月筑场脱粒，十月收仓藏粮。农事一完，立即去打猎、酿酒、修屋、凿冰。可是，种出的五谷杂粮、制成的锦衣狐裘，全部供奴隶主贵族享有。自己呢？吃的是野菜： 采茶薪枵(chu,读 采些苦莱打些柴， “初”，臭椿树)，食我农夫。 咱农夫把口糊起来。 住的是破房： 穹室熏鼠， 堵塞墙洞，熏灭老鼠， 塞向瑾户。 塞起北窗，泥好门户。 嗟我妇子， 可怜我的妻儿呀， 曰为改岁， 现在快要过年了， 入此室处。 就住进这样的破屋。 妇女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除了繁重的劳动之外，还随时可能遭到贵族公子的蹂躏： 女执懿筐， 姑娘们拿着高高的筐， 遵彼微行， 沿着那小路， 爱求柔桑。 去采养蚕的嫩桑。 38 ==========第42页========== 春日迟迟， 春天的白昼也真太长， 采蘩祁祁， 这许多白蒿已采得够呛影 女心伤悲， 但姑娘的心里还要发愁， 殆及公子同归。 只恐被公子强拉着同往。 《七月》不仅是奴隶苦难生活的图画，而且是有关我国农副业生产情况最古老的形象的记录，它的作者无疑是亲身参加生产实践和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可是汉代的经学家却说什么《七月》是周公陈述王业的艰难而写的，这完全是不顾客观实际的唯心论的瞎说。当然，《七月》在编入诗集时，不免受到统治阶级文人的篡改，所以诗中奴隶的形象比较消极，敢怒而不敢言，缺乏抗争的精神。诗的未尾还让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聚集在公堂上举觞祝寿，更是统治级为粉饰太平而添加上去的腐朽糟粕，应当加以批判。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充分肯定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人类文明的丰功伟绩，他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七月》内容丰富，记述到各种庄稼农活，证明在二三千年以前，我国的农副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粮食作物有：黍（黄米）、稷(j,读计”，高粱)、穜(tng,读“通”，晚稻)、穋(Iù，读录”，早稻)、禾、麻、菽、麦；瓜果菜蔬有：壶（葫芦）、瓜、郁（酸李）、莫(yù，读“郁”，野葡萄)、葵菜、枣子等等。此外，诗中对于采桑、养蚕、织绸、染色等劳动也都有细致的描写，生动地体现出古代劳动人民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魏风·伐檀》塑造了正在觉醒中的奴隶的高大形象，奴隶们视“君子”如秕糠，愤怒地 39 ==========第43页========== 加以道责。汉代的文学家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我们认为古代的圣贤不是尧舜，也不是周公，而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伐檀》就是他们的发愤之作。诗的第一章写道： 坎坎伐檀兮， 欧起檀木来叮叮当当， 萁（置）之河之千兮， 砍下檀树放在河边上， 河水清且涟漪。 河水清清波纹儿荡漾。 不稼不穑(sè，读“色”)， 耕种收割你都不会， 胡取禾三百塵兮？ 凭什么粮食堆满仓？ 不狩不猎， 上山打猎你不去， 胡瞻尔庭有悬短 凭什么猪獾挂满堂？ (huan,读“欢”)兮？彼君子兮， 那些大人先生啊 不素餐兮！ 可不是白白受供养！ 此诗以尖锐泼辣的质问，冷嘲热讽的反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剥削阶级不劳而食的本质，表现出奴隶大众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其深刻的程度是一般剥削阶级文人所难以达到的，不愧是我国古代优秀民歌的代表作。由于《伐檀》击中了尸位素餐的统治者的要害，因而遭到历代反动文人的歪曲和反对。例如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孟轲在评论《伐檀》时就公然声称，“君子不耕而食，孰大于是！”意即君子本来就应该不耕而食的，有谁能比他的贡献更大呢？孟轲在这里公开宣扬“剥削有理”论，这跟他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等反动谬论同出一辙，都是为剥削阶 40 ==========第44页========== 级辩护的。 《魏风·硕鼠》是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奴隶大量逃亡时的产物。诗人愤怒地唱道： 硕鼠硕鼠， 大老鼠啊大老鼠， 无食我黍。 再不许你吃我的黄黍。 三岁贯女（汝）， 我多年来喂饱了你， 莫我肯顾。 你却置我的死活于不顾。 逝将去汝， 老子决心离开这里， 适彼乐土。 到新的地方谋生路。 乐土乐土， 乐土啊乐土， 爱得我所！ 那才是我安身的居处！ 这首诗把贪婪的剥削阶级比作人人憎恶的大老鼠，非常辛辣、生动。诗中所说的“乐土”尽管只是一种鸟托邦的空想，却反映出被压迫群众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怀疑和否定。 《诗经》民歌中有不少诗篇反映着徭役和战争这方面的主题。繁重的徭役耽误农时，破环生产，严重地影响人民正常的劳动生活。如《齐风·东方未明》写差役之急，天还没亮，公差就来催迫：“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又如《邶风·式微》：“式微式微（式，发语词。微，èi读“昧”，黄昏），胡不归？微（非）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这首诗具体地写出了劳役的艰苦，奴隶们没日没夜地泡在污泥潭中干活，他们直接地指出，这种痛苦是统治阶级造成的。 《诗经》中士兵的诗歌有的情调低沉，厌战的情绪滋于言 4 ==========第45页========== 表，反映出战士们对于不义战争的厌倦；有的则乐观高亢，抗敌的意志悲壮激越，反映出他们对于正义战争的拥护。《邵风·击鼓》以春秋时代卫、陈、宋三国的一次不义战争为背景，写卫国人被驱送到南方去打仗，战争旷日持久，兵士归国无期，土气十分低落。《豳风·东山》是役满归乡士兵的歌唱，诗中一面渲染旅途的艰辛，心情的凄苦，一面通过人物的想象反映出战后农村的残破景象，表达了人民群众重建家园的决心： 果赢(uǒ，同“裸”)之 瓜蒌的藤儿在屋上蔓延， 实， 亦施(yi,读易”，蔓延) 果实也结到屋檐边。 于宇。 伊灰在室， 土鳖子房里满地爬， 茅蛸(×tiao shdo,读 蜘蛛网把门都遮拦。 “肖烧)在户。可疃(ting tuan,读 屋场上鹿脚践踏遍， “挺团)鹿场，熠(yi,读异”)耀宵行。 辨火儿来去光闪闪。 不可畏也， 荒凉的家园并不可怕， 伊可怀也！ 它使我多么想念！ 《小雅·采薇》反映周宣王征伐俨狁(xǎ，yǔ，读险允”，即匈奴)的正义战争，其中“靡室靡家，死狁之故”，“不遑启处，俨狁之故”，表明战祸的根源在匈奴掠李者的少数头目身上。《秦风·无衣》以乐观慷慨的曲调，表现了强敌压境时秦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战斗精祁。《汉书·赵充国传》赞日： 42 ==========第46页========== 素国“民裕修习战备，高上（崇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可见中国人民是从来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压迫的，他们能够歼灭一切来犯之敌。这里节录诗的第一章： 岂曰无衣？ 谁说没有衣裳？ 与子同袍。 这斗篷你我合伙拔上。 王于兴师， 国家出兵抵抗， 修我戈矛， 快修好武器， 与子同仇。 去把你我共同的敌人消灭光。 《诗经》民歌中大量的爱情诗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又一侧面。在阶级社会中，恋爱和婚姻问题带有鲜明的阶级内容。恩格斯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宜方社会以外才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封建统治阶级用礼教的绳索束缚人民的思想，阻挠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并采用自欺欺人的骗术，任意歪曲《诗经》中的爱情诗，大肆宣扬三从四德的封建教条。《鄘风·柏舟》被汉代的腐儒曲解为寡妇守节的誓辞，实际上恰恰相反，是一首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的好诗。诗中女主人公冲破了礼教的藩篱，不听父母的摆布，一心忠于理想的爱情：“之死矢靡它（到死誓无二心）！母也天只（天哪。只，语尾助词)1不谅（体凉）人只！”。这样的人物与统治者所表彰的烈女贞妇，哪有丝毫共同之点？ 在男尊女卑的旧社会，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她们除了受 43 ==========第47页========== 政权、族权和神权的支配外，还多一重夫权的压迫。《郡风·谷风》和《卫风·氓》是两首反映婚姻悲剧刷的诗。《氓》的女主人公性格比较坚强，她沉痛地陈述了自己从恋爱、结婚直至被丈夫遗弃的经过，悲愤地控诉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痛斥丈夫朝三暮四的恶劣行径：“土也罔极（没有谁则。罔，无），二 三其德（行为前后不一致）”。较深刻地反映都市经济发展后恋爱和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国风》中的恋歌，大多热情爽朗，乐观健康。它冲破礼教的规范，成为春秋时代地主阶级“新声”的代表，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遭到伪君子孔老二的攻击。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些诗中也有少数低级庸俗的东西，是应当分析批判的。 《诗经》民歌在形式上以四言一句，重章迭句的抒情诗为主。篇幅短小，活泼多姿，常用“比兴”的表现手法。语言生动形象，富有感情色彩。这种成熟的四言诗，比之原始歌谣《弹歌》、《蜡辞》又大大跨进了一步。 “比”就是比喻，如用“硕鼠”比喻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兴”又叫“起兴”，即用眼前的景物引起所要歌咏的对象，是民歌开头常见的形式。如：写民间嫁娶的新婚场面，用鲜艳的桃花起兴，就显得色彩绚丽，气氛浓烈，写殉葬的恐怖场面，用黄鸟的短促哀鸣起兴，则可以渲染阴森可怕的气氛。“比”“兴”在《诗经》民歌中常常结合运用，如《鸨羽》中栖息不定的野雁是起兴，又比喻服役者长期奔波在外，生活极不安定。《邶风·北风》用风雪交加的景象起兴，也象征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民间歌手具有丰富的劳动生活的体验，所以用来“比”“兴”的都是劳动生产和大自然中习见的事物。如：“桑之未落，其叶 44 ==========第48页========== 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氓》)。桑叶由嫩绿变枯黄，比喻人由年青而衰老。“谁谓茶苦，其甘如荠”(《谷风》)，荠菜、茶菜都是穷苦人民充饥的野菜，读来更觉真切。 重章迭句和反复咏唱是《诗经》民歌的章法特点，这种回旋复沓的形式，宜于歌唱，饶有韵味，便于口头流传，又有很强的抒情效果。如《芣苜》： 采采苄普，薄言采之。采采芣首，薄言有之。采采苄莒， 薄言掇之。 采采芣苜，薄言捋之。采采芣营， 薄言袺之。 采采来营， 薄言襭之。 这首诗分三章，每章只是更换了动词，“采”、“有”(y1,读“以”，取)、“掇”、“捋”(uδ，读“罗”，顺势采拣)、“秸”(jié，读“洁”，以衣襟承物)、“襭”(×é，读“胁”，插衣襟于腰带以承物)，这些反映了动作的连续性的动词的运用，描述了采集未莒的完整的过程，全诗使用了重章迭句的艺术手法，很能体现《诗经》中民歌的章法特点。诗中所说的来茸(f行y,读“浮以”)即车前子。“薄”、“言”是语助词。 大量地使用迭字和双声迭韵词，是《诗经》中民歌艺术的又一个特点。这使得这些民歌读来琅琅上口，听来很悦耳如“习习谷风”、“某杲日出”、“坎坎伐檀”的“习习”、“杲杲”、“坎坎”（迭字），以及“参差”、“切磋”（双声）和沃若”、“琢磨”（迭韵)等等，这些迭字和双声迭韵词的运用，增强了诗歌语言的 45 ==========第49页========== 音乐性，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民间歌手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培养成敏锐的观察力和鲜明的爱憎感情，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所以优秀的民歌既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不同于某些文人作家的无病绅吟，而是源自生活、反映现实的战斗诗篇。《诗经》民歌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对于后世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历代许多进步的文人都从《诗经》民歌中汲取养料，有的还标举“风雅此兴”的旗帜，跟他们所处时期文坛上的形式主义逆流进行斗争。至于后代的民歌更与《诗经》民歌一脉相承，始终保持战斗的传统和清新刚健的风格。《诗经》中的民歌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46 ==========第50页========== 第三章苟况、韩非和先秦散文 春秋战国（公元前722一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两种制度、两个阶级、两种思想展开了长期的、复杂的、激烈的斗争。广大奴隶群众对贵族奴隶主的斗争是促使奴隶制解体的革命的根本力量。当时各国内部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对奴隶主的夺权斗争，也是革命的重要力童。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主要是儒法两家的对立，此外墨家、道家、名家、兵家等则处于次要的地位。法家学派先后有管仲、邓析、少正卯、李悝、吴起、商鞅、荀况、韩非、李斯等，儒家学派则有孔丘、孔极、孟轲及其徒子徒孙们。在过去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法家的作品一向被郡视，儒家的东西却被吹捧。《论语》、《孟子》是宜扬孔孟之道的代表作，它们鼓吹“克己复礼”，梦想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宜扬反动的仁义道德以掩盖奴隶主的极其残酷的血腥统治，妄图使奴隶们对他们也讲什么仁义道德，散布天命论，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劳动人民乖乖地顺从他们的剥削、压迫，宣扬“天才”论，自吹他们一小撮是天生的“上智”，而广大劳动人民则是“下愚”，理应受他们的统治，如此等等。但是过去的一些文学史，对这些儒家著作的反动性缺少批判，却吹捧它们的所谓写作成就。比如说《论语》是“言简意赅”、“辞约义丰”，认为它在散文的发展上有 47 ==========第51页========== 重要的地位。实际上《论语》这本书，从内容上说，落后反动，从写作上说，正如李贽所言，“有头无尾，得后遗前”(《焚书·童心说》)。其中许多地方，或则用词失当，文理欠通，或则任意比附，违反逻辑。如《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汉代的王充就曾指出孔丘这里用词不当，因为对富贵说“得”是可以的，但对贫贱却不能说“得”，只能说“不以其道去之。”“去”与“得”意义是相反的，应该用“去”而却用“得”，岂非号称“圣人”的孔丘“不能吐辞”(《问孔》)，连说话都不通吗？又如孔丘说：“色厉而内荏（外貌严厉而内心虚怯)，比诸小人，其犹穿窬(yú，读俞”，爬墙)之盗也与1”李贽就曾正确地批评说：“色厉内荏，便是小人，何必又比诸小人？”(《四书评·阳货》)。 过去的文学史，排斥法家著作，鼓吹儒家著作，这是尊儒反法的表现，我们应当纠正这种错误倾向。这一章里，我们主要评述战国时期的荀况、韩非、庄周和李斯。至于这个时期历史散文方面的著作如《左传《战国策》等，这里就从略了。 第一节荀 况 荀祝（公元前313一前238年），又叫荀卿、孙卿，赵国人。他是先秦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法家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弟子。 苟况生在儒家孟轲后大约半个世纪，已是战国的末期，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异常激烈。在秦、燕、赵、韩、魏、齐、楚七国中，除秦国经过变法，比 48 ==========第52页========== 较先进外，其余各国都出现奴隶主势力复辩的情况，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儒家的反动思想还占着相当大的优势。苟况正生在这样的时期，他曾游历齐、案、楚等国，对社会政治状况作了实地考察。他在齐国首都临淄的稷下（西门）住了相当长的时间。稷下学宫是当时各国文化中心，各国各个学派人物集中于此。荀况在此三次主讲，他宣传了法家的进步思想，批判了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儒法两家的思想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些批判保存在《荀子》一书的《非十二子》、《解蔽》等篇中。 荀况后来在楚国做过兰陵令，被废后就家居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现存《荀子》三十二篇，是经过后人整理的。荷况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批判了儒家的“畏天命”。孔丘、孟轲和他们的徒子徒孙宣扬天有意志，能降祸福，“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认为天人是感应的，天命是可畏的。荀况的《天论》集中地驳斥了这种荒谬论调，指出国家的治乱，在人而不在天。还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人定胜天。二是以“法后王”批判了儒家的“法先王”。儒家鼓吹法先王，先王就是奴隶社会的统治者，所以法先王就是复古倒退。荀况明确地提出法后王，他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非相》)。后王就是当代的“天下之君”，能够实行法治的君王。三是以“隆礼”反对儒家的“复礼”。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那是要恢复正在崩溃的奴隶制，所以复礼就是复辟。荀况说：“国之命在礼”，“分（去声）莫大于礼。”荀况这里所说的礼，和儒家的礼是根本对立的。隆礼实际上就是重法，分就是等级名分。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重新划分社会上人的等级名分，也就是把 49 ==========第53页========== 奴隶制的等级名分，改变为封建制的等级名分。这虽然仍是一种剥削制度，但在当时是进步的。四是以“性恶论”批判儒家的“性善论”。孔丘胡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轲更鼓吹“性善”，胡说尧舜具有天生的“善良”品德。性善说是为腐朽的没落奴隶主阶级涂脂抹粉的。背况针对儒家的性善说，写了一篇《性恶》，驳斥了孔孟认为人生下来头脑中就有仁、义、礼、智 四端，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具有服从奴隶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的谬论。荀况认为：人生来就“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性恶》)，其本性是恶的，所以必须加以教育、改造，使合乎“礼义法度”，也就是使之合乎封建等级制度的要求。因此荀况特别强调学习与锻炼，他认为没有天生的圣贤，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这是传统的对奴隶起义领袖的污蔑的说法)，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荀况的“性恶论”在当时的批儒斗争中起了进步的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性恶论”本身也是一种人性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离开阶级性去笼统地讲什么天生的“性善”“性恶”是错误的。 荀祝对文艺问题发表过一些评论。他首先强调文学艺术要为政治服务。“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乐论》)。这是说音乐（其他文艺同）能够很好地为文武两条战线服务。其次，荀祝强调作品的语言形式必须服从于思想内容。他说：“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正名》)。“志义”就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名辞”就是作品的语言形式，语言形式是受思想内容的驱使的。他还强调内容与形式要尽可能地一致，做到“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称情而立文”(《礼论》)。50 ==========第54页========== 苟况是一个杰出的散文作家。现存《荀子》三十二篇，其中多数是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散文，这些散文大都政治性、逻辑性强，组织严密，逐层深化，边破边立，破中有立。 《天论》是一篇阐明天与人（即自然与人事)的关系的文章，它批判了儒家的天命观、天人感应论，建立了法家的天人相分论，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本篇先从正面立论，说明治乱、吉凶、生死、贫富都决定乎人事，与天无关。接着进一步指出自然界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动着、变化着。“列星随旋，日月递炤（照），四时代御（交替），阴附大化（阴阳 二气化生万物)，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各种条件的配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这里所说的“神”，不是儒家所说有意志、有人格的天神，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里划清了自然与人事的界限，说明天人相分的观点。随后，又逐一批判了儒家所谓“治乱天也”，“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雪（ú，读于”，祭神求雨）而雨”等错误观点。再后进一步说明人们认识自然发展的规律之后，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类造福的问题。最后还深入到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因为要做到控制、改造自然，如果不推翻奴隶主的统治，不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做到人定胜天。所以篇末提出“国之命在礼”。就是说要建立新的封建等级关系。本文破中有立，论证逐层深入，说服力强，是一篇出色的政论文。 《性恶》篇立性恶论，破性善说，反复论证，很有逻辑力量。开头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的意思）也。”这是全篇的总纲。下面就根据这个论点，从多方面加以论证，每段后面 51 ==========第55页========== 都以“用此观之，然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照应前文，使他的论点愈辩愈明。后半从性恶论出发，强调人的学习、磨炼、改造的重要性，提出了“涂（途）之人可以为禹”，“君子可以小人，小人可以君子”的论点。结处并反复强调，“霏（借用为摩，观摩、磨炼)而已矣！霏而已矣！” 《苟子》绝大多数是政论散文，但《赋》、《成相》却是两篇优美的文学作品。 辞赋这种体裁，稍前于荀况时，在楚国就有屈原、宋玉等人大量写作，后来到西汉这种体裁就非常流行了。荀况是第 一个以赋名篇的人。“赋者，铺也，铺采擒(chi,读“痴”，舒展)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的这种写作特点，在荀祝的《赋》篇中，已经初具规模。本篇分别铺写“礼”、“知”(智)、“云”、“蚕”、“箴”（针）五样东西，篇末又有“佹诗”（诡异愤激的诗)、“小歌”以抒写作者深沉的悲愤，体现了赋的写志的特点，“礼”（以法为根本内容）是政治的根本，“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纯粹用礼就可以王天下，用礼而不纯粹只能称霸，一点也不用礼那就要亡国。“知”“可以禁暴足穷（使穷者富足)，百姓待之而后宁泰，”是礼法的辅助。“云”、“蚕”、“箴”是有关农事耕织的东西，于此可见法家的重农思想。这篇《赋》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的文学作品。而在形式上，如主客问答、铺张扬厉、排比押韵等特点，也是为后世辞赋家所继承了的。荀况的《成相》篇也是一篇具有强烈政治内容的作品。它运用民间歌唱的文艺形式来宣传法家的政治路线、政治主张。“相”是一种打击乐器，它从春杵等劳动工具发展而来，一根几尺长的竹筒子，一端蒙上皮革，击之发出响声，边击边唱。这就叫做“成相”。 52 ==========第56页========== 《成相》表达了荀况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其中心思想就是法治。“治之经，礼与刑。”“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表仪”就是礼法。“礼者，其表也”(《大略》)。礼法就是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人们行动的准则。依据这个根本的东西，制定必要的法令制度，要信赏必罚，“信诞以分赏罚必”；一切都以法为断，“治复一，修之吉，君子执之心如结。”此外，篇中还提出了“法后王”的思想，“至治之极复后王。”荀况的法后王，是立足于当世，立足于法治，并不排斥对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圳的吸取。“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还有，篇中一再强调“尚贤”的重要性。能否任用法家人物，这是能否贯彻执行法治路线的决定性条件。“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但是当时各国的情祝是，除了荀祝称为近于“治之至也”(《强国》)的秦国外，其余大都是“是非反易”，“妒功毁贤”，“暴人刍豢，仁人槽糠”，因之象荀况这样杰出的法家人物也得不到重用。“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这是荀况深有感慨的。《赋》篇的结处也表现了同样的感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遵）谗忧国，皆作赋以风”。班固把荀卿称为“大儒”是错误的，他所说的“赋”，除荀卿的《赋》篇外，应当也包括《成相》篇在内。街况这两篇辞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韩 非 韩非（公元前280？一前233年），韩国人。他出身贵族，“少好黄老刑名之学”，后与李斯同在荀况门下学习，接受了葡子的唯物主义和法治思想。韩非生活的时代正是秦始皇即将 53 ==========第57页========== 统一全国、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决战的前夜。这时前进与倒退、统一与分裂、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异常尖锐。新兴地主阶级为夺哦全国政权、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和理论体系，韩非的法治思想就是适应时代和阶级斗争的儒要而产生的。韩非的著作都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共五十五篇。主要有《五蠢》、《显学》、《孤愤》、《说难》、《定法》、《内外储说》、《说林》等。 《韩非子》的思想内容是明法批儒，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进步历史观。韩非在《五蠹》篇中针对儒家“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谬论，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进步历史观。他把历史划分为儿个阶段，并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说明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时代进步了，治理天下的办法也要相应地进行改革。 二是“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理论。“法”是法令条文，“术”是国君驾御群臣的策略手段，“势”是国君的权力和地位，三者结合起来便构成了封建的君主集权政治的完整体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应当统一，但必须“以法为本”(《饰邪》)。三是“参验考实”的唯物观点。“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检验证实。所谓“参验考实”，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指人的认识正确与否，必须通过比较研究，在实际中得到检验和证实。据此，韩非对儒墨两家脱离实际的“法先王”、“称尧舜”的说法痛加批判。他说：儒墨两家都称道尧舜，各自以为得到了尧舜之道的真谛。但是尧舜的时代距离今天已经几千年，毫无可供“参验考实”的 54 ==========第58页========== 依据，“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欺骗）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显学》)。韩非经常用些寓言故事来讽刺、批判那些只尚空谈而无实际的儒家者流。有个故事说：齐宣王使人吹竽（一种乐器），一定要凑满三百人。南郭先生请为王吹竿，宣王很高兴，给了他优厚的俸禄。宜王死后，其子湣(mn,通“闵”)王立，他喜欢听一个一个吹，南郭先生就偷偷地逃走了。这个短小的故事，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凡事不通过实践，是无法知道一个人的能不能的，一经实践，那些只能吹牛不能实践的“言谈之士”便立刻显出他们的原形来了。 韩非的思想在历史上无疑是革命的进步的，但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的暴力专政，既有摧毁奴隶制度的进步方面，又具有镇压和对付劳动人民反抗的反动方面。他的进化的历史观虽然承认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但在他看来，决定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不是生产和物质的因素，也不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少数圣人的智慧。这些都是历史条件和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韩非继承了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革新主张，旗帜鲜明地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一句话，就是要剥夺没落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的专利权，使文化教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推行法治路线的有力工具。韩非反对夸夸其淡、不切实用的浮言说辞，大力提得言之有物、有的矢的文章。有人认为韩非对文艺的作用缺乏正面的肯定，似乎是主张文艺无用论，这是错误的。韩非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宋王因和齐国敌对，建筑武宫（讲习战备的场所)。有一个名叫癸的歌者，他歌唱起来，路旁走路 55 ==========第59页========== 的人停下来观看，建筑工人劳动时不知疲倦。宋王知道了这件事，就召见癸，并赏赐了他。癸对王说：我的老师名叫射稽，他唱得此我好。宋王就召来了射稽，叫他去唱)走路的人加快了脚步前进，建筑工人由于干活劲头更大，劳动后感到有些疲倦。事后宋王对此不大理解，便问癸：射稽唱歌时走路的人不停步、劳动的人党得疲倦，可见唱得不如你，你为什么称赞老师呢？癸回答说：王只要估计一下建筑工人在昕歌时的劳动效果就可以知道了。癸歌唱时工人只筑了四板（古代用板夹土筑墙，一板长一丈、广二尺)，老师歌唱时却筑了八板，再检查板筑的坚度，用箭来射，癸唱时筑的墙射入了五寸，老师唱时筑的墙只射入了二寸(《外储说左上》)。这个故事，肯定了歌唱对劳动的鼓舞作用，而由于歌唱技艺的高低，效果还有大小，怎么能够说韩菲只是批判儒家文论，而不从正面肯定文艺的社会作用呢！ 韩非文章的基本内容是明法批儒，但他用来表达这种思想内容的文章体裁和写作手法则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文章以议论为主，也穿插一些寓言故事、历史事实来说明一种道理，如《五蠹》、《说难》、《有度》等。有些用问答体，先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以阐明他的法治思想，如《定法》、《问辩》等。有些用驳难的方式，批驳儒家的反动谬论以及其他各家的错误，后世沿用它成为一种文体，叫做“难”。有些是寓言故事和历史传说，通过一些事实来批判儒家观点，阐述法家观点，如《内外储说》、《说林》等。下面分别作一些说明。 韩非的议论文，说理透彻，逐层深入，论据确凿，批判尖锐，表现了法家严峻锐利的文风。如《五蠹》，先论述历史是发展的，由于时代不同，人们的一切行事都应根据时代的需要， 56 ==========第60页========== 一切设施都应适合事实的要求，做到“事因于世，而备适于治。”接着就穿插了一个宋人守株待兔的故事，以见出儒者“法先王”的复古倒退论调的荒唐可笑，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举出 一些历史事实，说明古今异宜，仁义可用于古，但不能用于今，这里顺水推舟，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要赏厚而信，罚重而必。第三层，揭露当世弃法治而行儒术，舍耕战之民而养儒侠言谈之士，以致弄得公私矛盾，国家贫弱混乱。最后一层，痛斥五种害人虫（以儒为最），表现了他跟奴隶主贵族及其政治代表儒者势不两立的愤怒心情。此文摆事实与讲道理相结合，破与立相结合，一定的正确的思想内容和相当优美的表现形式相结合，可以说是古代政论文的典范。 问答体的文章采取一问一答、先问后答的形式。如《定法》，借或人之问而作者自己回答。三问三答，先论术与法缺 一不可，如衣食之不可或无；次论有法无术之害；再论商鞅之法也有不够的地方，应该有所发展。全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层次分明，说理清晰，是一种很好的论说方法。驳难体的文章是先举一历史传说和儒家对它的评论，再用“或日”提出法家对它的批驳。如有名的“矛盾”的故事。先举儒家宣扬的实际上是凭空捏造的一些历史传说：在历山地方，耕者互相侵犯田界，舜就到那里去种他们一起种田，一年以后，大家受到感化，就把侵占别人的土地归还了原主。东夷(东方的少数民族)的陶者做的陶器很粗劣，舜也到那里去和他们一起做陶器，一年以后，他们受到了舜的感化，做的器物就很坚牢了。孔丘对此大为赞叹：“这就是圣人的‘德化'啊！”对于这两个伪造出来的故事，韩非先揭露其本身存在的不可 57 ==========第61页========== 克服的矛盾。他说：尧、舜是同时代的人当时尧为天子，舜是臣子，尧如果的确“圣明”，在他“德化”之下，就不会有耕者争田界、陶者制恶具的情况，这样，舜又去感化谁呢？既然需要舜去感化他们，可见尧还是有过错的。“贤舜侧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韩非接着讲了一个楚人卖矛与盾的故事： 楚人有鹏精（盾）与子者，誉之日：“吾循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日：“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楣，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韩非子·难一》） 韩非分析说：任何东西都不能攻破它的盾和任何东西都能攻破的矛，是不可能同世而并存的，正象“尧、舜不可两誉” 一样。韩非还进一步论述说：即使照儒家自己的说法，这种所谓“德化”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舜一年才纠正了一个过错， 三年也不过纠正了三个过错，何况这还是根本做不到的啊！但是如果实行法治，那就完全不同了：“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合乎法度标准，中读去声)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命令早晨到达晚上情况就改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此文先举儒家“德化”谬说，分析其不可克服的矛盾，继用一个通俗易懂的小故事，进一步批驳庸家谬说，使其无可置辩。最后提出法治的具体主张，切实可行，远非自相矛盾、荒唐无稽的儒家“德化”之说可比。全文不到四百字，摆事实，讲道理，有破有立，破中有立，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文学作品。 58 ==========第62页========== 韩非还有一些文章是寓言故事和历史传说，如《内外储说》和《说林》。这里举两个例子。 魏惠王谓卜皮日：“子闻赛人之声闻（声誉，闻读去声)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日：“然则功且安至？”对日：“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日：“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内储说上》) 儒家官扬“慈惠”，魏惠王也这样做了，认为这是行善，有助于治理国家。卜皮尖锐地指出，所谓慈，就是不忍；所谓惠，就是喜好施与。这里有一个不忍谁、施与谁的问题。对犯了罪过的人不忍贵罚，对没有功劳的人滥加赏赐，这是腐朽的奴隶主费族的亲亲政策，是和法家信赏必罚的政策对立的。这样以儒治国的结果，是必至于亡国的。 汤以（已）伐桀，而恐天下言已为贪也，医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日：“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说林上) 这个故事大破儒家鼓吹三代之君道德高尚、专讲仁义的谬说。商代开国之君汤原来也摘阴谋诡计的。他伐桀取其位，而不肯冒“贪”之名：假意让天下于务光，又逼其自杀。这哪儿 59 ==========第63页========== 有一点儿仁义道德的影子？ 总之，韩非的文章，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高，对后世散文也起着积极的影响。儒家宣扬法家无文论，法家无文艺，仅就我们上面所说的荀况和韩非的作品，也足以粉碎他们的谬论了。 第三节庄周 庄周（公元前369？一前286年？），约与孟轲同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曾做过漆园吏。他的生平材料很少，大概是属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下层人物。他处境此较贫困，但绝意仕进。 《庄子》是道家的著作，它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颜大，但其思想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庄子》的内篇七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后人都认为是庄周所作多此外，外篇十五篇(《骈拇》至《知北游》)、杂篇十一篇(《庚桑楚》至《天下》)，基本上是庄周门徒或后学所作，也可能有个别篇章出于非道家学派之手，但是现在还缺乏充分的材料可以证实它。 庄周处在战国后期，当时奴隶主阶级崩溃之势已成，作为该阶级的一份子，他悲观失望；但他对奴隶主上层分子的腐朽、堕落，对为它服务的虚伪、反动的儒家思想也表示不满。这样就形成了他那一套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哲学思想。庄周既否定新兴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否定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垂死挣扎，并进一步否定整个现实人生，否定大小、是非、美丑、智感、贵贱、寿天、生死等，幻想追求只存在于“无何有之乡”的绝 60 ==========第64页========== 对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一遇挫折，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采取恐辱偷生、不加反抗的消极的处世态度：“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人家呼我为马，我就自认为马，呼我为牛，就自认为牛。这对后世起了非常有害的作用。 不过《庄子》一书中，也有一些批孔反儒的东西。如《盗跖》篇，虽有一些道家思想，但它写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对儒家祖师爷孔丘的痛斥，实际上是塑造了两个对立的形象：一个是英俊(“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智慧(“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勇敢(“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的伟大形象；一个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盗取富贵”的巧伪人的丑恶形象。这在客观上是表现了批孔反儒的倾向的。《胜箧》篇抨击奴隶主阶级的仁、义、圣、知（智）的反动实质，感情激动，语言尖锐。如“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些都含有批儒的积极内容，但其中也流露了对新兴地主阶级夺权的不满，并不免掺杂着一些道家的消极倒退的思想。 《庄子》的文章，大都是抽象的议论和比喻、寓言的互相结合，它意境开阔，想象丰富，能够从问题的各个侧面，排此铺陈，层层深入，借以点出主题，所以能做到纵横开合，姿态横生。如《逍遥游》，始以极大的鲲鹏和微细的尘埃相比，继以小虫（蝉）、小鸟（小鸠）和大鹏相比，又引出具有不同德能的人，以至能“御风而行”的列子，排列出来，彼此互相对此，可是他们虽有差别，但都只能“有待”于客规条件才能活动，还不是绝对自由：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之 61 ==========第65页========== 辩（变），以游无穷”的神人，才是“无待”的。此文写得气象方千，极尽开合变化之能事，颇能体现庄子文章的艺术特点。 《庄子》有些寓言故事，写得非常生动有趣。如《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足之所履（踏），膝之所踦(y1,读椅”，抵住)，砉(huā，读“哗”，皮骨相离声)然响然，奏刀骋(huò，读“霍”，比著还要大的声音)然，合于桑林（舞乐名）之舞，乃中（读去声）经首（一种古代乐章)之会（节奏）。”这里写的庖丁解牛，简直是一出美妙的音乐舞蹈节目。又如《徐无鬼》所写石匠用斧头为郢人（泥水匠)削掉鼻端一点象苍蝇翅膀那么小而薄的粉污，“尽垩(，读“饿”，石灰)而鼻不伤”的故事，极言工匠运斧的无此准确，真能达到毫发无遗憾的地步。 战国时许多散文家，都善用比喻，庄周尤为突出。《庄子》的文章经常用大大小小的各种比喻来说明一种思想，一个问题。大的比喻是一个寓言故事，小的只有一二句或几句，但都富有形象性、生动性，例如“螳臂当车”、“邯郸学步”、“呆若木鸡”等，都成了后来习见的成语。 总之，《庄子》这部书，从恩想内容上看，有些可取之处，但消极的东西居多。从艺术技巧上看，则有较高的成就，所以鲁迅说《庄子》“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第四节李 斯 李斯（公元前？年一前208年），战国末年楚国人，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斯曾就学于荀卿，后来西行入秦，得到秦 62 ==========第66页========== 王嬴政的重用，帮助秦统一了六国。秦王朝建立后，李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协助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巩固新建立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始皇采纳了李斯一系列的法治主张，镇压复辟势力，其中包括采取“焚书坑儒”的措施，对妄图复辟的儒生实行专政。李斯对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素王朝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在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关键时刻却软弱地向反革命势力妥协、屈服，秦二世时，终于被赵高所谋杀。 “李斯是一位颇有文采的散文家，他的《谏逐客书》是先秦散文中一篇有名的作品。公元前二三七年，秦王粉碎了周不韦复辟集团以后，为了清除六国入秦的儒生，曾下了一个逐客令，一些旧贵族想乘机赶走全部外来的法家人物，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斯写了这篇《谏逐客书》。他在文中首先历叙秦国过去四位君王（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任用商鞅、范雕等外来的法家人物，挂行法家路线，对秦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客何负于秦哉？”李斯指出，如果秦国四位君王“却客而不内（纳），疏士而不用”，秦国决不可能有今天的强大。接着李斯又指出，秦王所喜爱的许多珍宝也是外国来的，“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廷”。对外来的珍宝那样喜爱，对外来的客卿却“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一种重物轻人的极其错误的做法，“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然后，李斯又进一步雄辩地论证了纳客与逐客的利害关系：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多河海不择细流，政能 63 ==========第67页========== 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容以业（投助)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读“积”，送给)盗粮’者也。” 李斯最后指出：“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如果“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把有才能的客卿送给敌国，减少本国的人力去增加敌国的人力，则“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尖锐地指出实行逐客令将导致严重后果。《谏逐客书》充分反映了法家“任人唯贤”的思想，论证非常透彻。“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说得多么好！这在今天对我们也还是很有启发的。由于此文指陈纳客、逐客的利弊，说服力非常强，所以素王看了此书，“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史记·李斯列传》)。《谏逐客书》在写作上辅陈排比，文采富丽，对后来汉赋的产生也是有影响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镇压六国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曾多次出巡，在泰山等处立石，李斯作了刻石铭文，热烈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歌颂法家路线的胜利。刻石铭文计有七篇：《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跻台刻石》、《之罘刻石》、《之罘东观刻石》、《碣石门刻石》，《会稽刻石》。现摘录《之界刻石》基本内容如下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意，明以义理。 64 ==========第68页==========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惮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这篇刻石文热情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肯定了扫平六国是“烹灭强暴”的正义战争，赞扬了“建定法度”、“普施阴法”的法治思想，要人们把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路线“永为仪则”，坚持下去。通篇写得很有气势，语言简洁有力。李斯的刻石铭文，都是四字一句。除《琅讶台刻石》是两句一韵外，其余都是三句一韵，这是一种新体。铭文句法整齐，多用仄声韵，读来短促有力。刘勰曾说：“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被时之绝采也”(《文心雕龙·封禅》)。刘勰批评李斯铭文“体乏弘润”是不对的，但他指出其文“疏而能壮”，在当时堪称“绝采”，这还是有见地的。秦代刻石铭文是过去铜器铭文的发展，对后来的石碑铭文也是有影响的。 65 ==========第69页========== 第四章屈原 战国时期的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反映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时代内容，思想新颖，气势宏伟，想象丰富，文采绚烂，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一扫没落奴隶主阶级文化的陈腐气息，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 第一节屈原的时代和生平 屈原（公元前340一前278年），名平，楚国人。他生活在 七国并峙、秦楚争雄的战国中后期。当时形势的特点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变革已在各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整个中国由分裂趋向统一。所谓“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原是纵横家游说之辞，却也说明结束纷争、统 一天下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秦楚两国是最有希望来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向没落奴隶主阶级夺权的斗争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还十分激烈。秦国于公元前三五九年开始实行变法，比较彻底地进行了政治改革。但秦孝公一死，接着上台的是秦惠王，奴隶主复辟势力乘机抬头，革新和统一的大业因而出现了曲折和反复。楚国原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战国 66 ==========第70页========== 策·楚策》)的大国。它雄踞长江以南，资源丰富，生产发达。公元前三八三年，楚悼王锐意革新，任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进行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明法审令，打击奴隶主贵族，此外还有裁免冗员、削减俸禄、节省开支以供养战斗的士兵等等。吴起变法不到三年，楚国国势大振，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可是楚悼王一死，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即阴谋复辟，吴起被射死，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此天折。这是公元前三八一年的事，距离屈原诞生约四十年。 屈原出身于楚王的同姓公族，生当楚怀王和顷襄王两朝，正是楚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时代。他二十五、六岁时就担任了怀王的“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相当于宰相）”。《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博闻强志（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多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有渊博的知识，懂得治乱兴亡的道理，又熟悉外交辞令，参与内政与外交的决策，深受怀王的信任。他积极推行法家路线，主张对内修明法度，举贤授能，打击旧贵族势力，剥夺他们的世袭特权，对外联齐抗秦，保卫楚国，进而统一中国。但是他遭到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打击。他们想方设法离间屈原与怀王的关系，抵制革新措施，反对联齐抗秦。有一天，屈原正奉命起草一份重要法令，有个姓上官的大夫前来硬要拿草稿去看，屈原不给，他便跑到怀王面前挑拨说：“大王叫屈平起草宪令，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每次法令公布出去，屈平总是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他谁也办不成！”昏庸的怀王本就动摇于新旧两种势力之间，听了上官大夫的话，十分恼火，从此就疏远了屈原。 67 ==========第71页========== 屈原被疏以后，曾担任“三闾大夫”的职务，掌管楚国公族屈、景、昭三姓的谱牒，教育三家子弟。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努力培养一批能从事革新事业的人材，可惜这些贵族青年后来却使他大失所望。 屈原的法治主张无法实现，他所坚持的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也遭到贵族保守派的反对。秦国乘机拆散齐楚联盟，使楚国外交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时怀王决定派屈原到齐国去恢复邦交。但国内以靳尚、郑袖（怀王的宠妃）为代表的保守派却从中破坏，昏庸的怀王终于放逐了屈原。楚怀王死后，继位的顷襄王不但不改弦易辙，奋发图强，振兴楚国，反而变本加厉地执行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他重用旧贵族的代表令尹子兰，进一步迫害和打击屈原，把他放逐到荒僻的江南地区。这时屈原已经四十二岁。 长期的流放生活使屈原有较多的机会接近下层、了解社会，《离骚》、《天问》、《九章》这些好诗，都是诗人在流放期间写成的。 屈原六十二岁的时侯，楚国的国都郢(ying,读“影)都被秦将白起攻破，顷襄王狼狈逃窜，人民流离失所。诗人痛感祖国的危亡，悲贷至极，就在这年的五月五日，于长沙汨(mi,读“密”)罗江投水自沉。他死后五十多年（公元前223年），楚国终被秦国所灭。韩非在《和氏篇》中评论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素行商君法而富强”。秦楚两国兴亡的鲜明对比，说明对立的路线必然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同时也证实了屈原政治主张的正确。 屈原的一生是与反动的奴隶主贵族斗争的一生。诗人用血泪谱写的诗篇是他一生奋斗的真实记录和艺术结晶。现存 68 ==========第72页========== 屈原的主要作品有：长诗《离骚》和《天问》，组诗《九章》（共九篇)和《九歌》（共十一篇）。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屈原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跟反动的贵族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的优秀诗篇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份瑰宝；而当年豪华富丽的楚王官殿，却早已化为尘土，这就是历史所作的公正判决。 第二节 屈原诗歌中的尊法反儒倾向和爱国思想 屈原是一个政治诗人。在楚国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激烈斗争中，他怀疑和否定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坚定地站在进步的法家一边，积极提得法治，力主变革，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大造舆论。他的思想与儒家的孔孟之道是背道而驰的，这种鲜明的政治倾向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 一、对奴秉主阶级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批判屈原的时代是诸子百家“争鸣”，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代。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于奴隶社会的各种传统观念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批判。屈原是当时的进步思想家之一。前人曾说：“《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皮锡瑞《经学通论》）。屈原不但没有谈到孔丘和儒家经典，而且对奴隶主阶级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怀疑和批判，他的长诗《天问》表现得最为显著。关于天体的构造，当时流行着一种“盖天说”。认为天象 69 ==========第73页========== 一把伞斜罩在地上，地象一只盘子合在下面，天体运转的轴心在北极，昆仑山与它遥遥相对，日月星辰围绕山巅隐现出没。屈原的《天问》从探求宇宙的奥秘开始，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巧妙地揭出了“盖天说”的被绽。他问：天地是如何发生的？白昼和黑夜怎么会交替运行？天盖的伞柄插在什么地方？哪里有绳子拴住这盖篷？九重天盖的边缘搁在哪里？日月星辰怎样布置，为什么会嵌得这样稳？太阳一天究竟走多少路程？月亮有什么性能，为什么死了又会重生？等等。 “盖天说”是适应奴隶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而产生的。《周易·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影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意思说：天是高贵的，地是卑下的，因此“乾”（象征天)和“坤”（象征地）的性质就确定了；天尊地卑的位置既已摆定，人们尊卑贵贱的等级也就确定不移了。孔丘把《周易》列入“六艺”，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经，上面引的这段话和“盖天说”相互印证，都是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制造奥论的。屈原对天尊地卑的“盖天说”的种种质疑，正是对奴隶主阶级统治秩序的怀疑和否定。 不仅如此，从《天问》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诗人对传统的“天命”观的怀疑。如：“天命反侧，何罚何祐？齐桓九合，卒然身杀？”这是说，老天的脾气反复无常，哪里有一定的赏罚？齐桓公曾经九合诺侯，称霸一世，一下子就被围困而死。又如“授殷天下，其德安施？及成乃亡，其罪伊何？”殷有什么德政，上天要授给他天下？又有什么罪过，成功了又叫它灭亡？这样，奴隶主阶级一再宣扬的“臭天有成命”、“天命有常”的传统规念就被动摇了。在夏启代益称王的问题上，屈原突破了儒家“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的“王权神授”说，认为不 70 ==========第74页========== 是天的意志在起作用，而是夏启能不拘陈规、，应时变通，镇压了有扈氏的叛乱而取得了天下。这些都是反“天命论”的见解。 此外，对于某些古史传闻，屈原从新兴地主阶级的观点出发，也提出了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意见。如对于古代治水英雄鮌(g,读“滚”，禹的父亲)的遇害，儒家认为舜“殛(j1,读“极”，杀)鉉于羽山”，是“诛不仁”。屈原对这位英雄人物却寄予无限同情。他提出：既然铉不会治水，为什么要推举他？都说不用担忧，为什么不先试验考察一下？鮌一心要把水治成功，舜为什么对他严刑诛罚？联系《离骚》中“铉婞(xig,读“幸”)直以亡身兮”以及后来韩非的话：“尧欲传天下于舜，鮌谏不听，举兵杀鲶于羽之野”，鲛遇害的真实原因，显然不是治水有什么过错，而是不合尧舜的心意，被加上“不仁”的罪名加以残酷杀害的。在这里，儒家“仁政”的虚伪本质不是暴露无遗吗？《天问》全诗由问话组成，从天文地理、古史传闻直至楚国当时的政治军事，一口气问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发展的水平，《天问》中的许多问题屈原本人还不能明确回答，然面这些问题的提出正反映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后代的儒家指责屈原“变乱圣言”，“爱变丹青（变乱颜色）”（扬雄《法言》），正好从反面证实了《天问》的重要价值。唐代的柳宗元曾写了《天对》，对《天问》中提出的问题一一加以回答。这反映了柳宗元和屈原都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倾向。鲁迅对屈原的《天问》热情颂扬道：“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禅，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充分肯定了屈原敢于大胆怀疑传统谬说的反潮流精神。 71 ==========第75页========== 二、主张法治，反对心治屈原在《惜往日》中是这样追述自已的政治理想的： 惜往日之曾信兮， 回想我从前曾得到信任， 受命诏以昭时。 接受王命使时代清明。 奉先功以照下兮， 把先代的业绩昭示百姓， 明法度之嫌疑。 使法度严密无疑可存。 国富强而法立兮， 国家富强而法制建立， 属贞臣而日埃(xi, 政在贤者而天下太平。 读“希”，玩乐)。 “先功”指的是前辈的革新事业，联系下文“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来看，可以知道就是贯彻“明法审令”和“富国强兵”的法治路线。屈原受怀王信用时，曾大力推行这条路线。 春秋战国时期，没落奴隶主贵族反对法治、主张心治，即不顾客观形势的发展，只凭自己的意志来统治人民。孔老二就拚命反对晋国“俦刑鼎”，理由是公布了法律条文，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就受到限制，不能再为所欲为，贵贱之间没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别，还成什么奴隶制国家呢？与此相反，法家为了剥夺奴隶主的特权，取代他们的统治，便主张据法而治，所谓“法不阿贵，绳不追曲”（韩非《有度篇》）。在法家心目中，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度是一切政治设施的规矩准绳，它不包庇权贵，不背绳就曲。屈原在诗歌中常常以“绳墨”、“规矩”比喻法度，主张“循绳墨面不颇（偏颇）”，反对“偭(mǎn,读“免”，违背)规矩而改错”(《离骚》)。屈原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这里是72 ==========第76页========== 讲得很清楚的。 屈原的法治思想还包括“举贤而授能”(《离骚》)的内容。诗人把有关的历史故事编进诗歌，反复讴歌这不分贵贱、任人唯贤的路线，生动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渴望参与政治的强烈要求。他说：百里傒(x1,读习”)是个奴隶，秦穆公用他完成了霸业，伊尹曾经做过厨子，帮助成汤建立了殷商王朝(《惜往日》)，傅说(yuè，读“悦”)在傅岩这个地方，拿着木杵筑墙，殷王武丁提拔他，对他信用不疑(《离骚》)，等等。毛主席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屈原反复强调“举贤授能”，跟他的法治路线是相辅而行的，是“任人唯贤”的正确路线，这跟当时腐朽的奴隶主贵族任人唯亲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三、爱国思想屈原的爱国恩想与他对内对外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国富强而法立兮”(《惜往日》)，诗人一心要通过变法把楚国建成富强的地主阶级的国家。为实现这个理想，他忍受愁苦，不动摇，不妥协，上下求索，甚至不惜以身殉之。“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强》)。这种上下求索、虽死不悔的精神，既是屈原坚持法治路线的表现，也是他爱国思想的表现。 怀王、颅襄王时，楚国在和他国的战争中屡遭败。诗人在《国殇》中热烈歌颂了在卫国战争中牺性的战士。《国殇》先描绘了一个十分激烈的战斗场面： 73 ==========第77页========== 操吴戈分披犀甲， 盾牌手里拿，身披犀牛甲， 车错毂(g心，读谷”) 敌我车轮两交错，刀剑相 兮短兵接。 攻杀。 旌蔽日兮政若云， 战旗一片遮了天，敌兵仿佛云连绵， 矢交坠兮士争先。 箭来箭往如雨下，战士个个争向前。 敌人象乌云般压来，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接着，战马死了，车轮陷入泥中，勇猛的战士仍然高举鼓趙，擂着战鼓，坚持战斗，视死如归，直杀得天昏地黑，鬼哭神嘹。全诗激昂慷概，悲壮动人，最后对为国牺性的英雄表示无限的敬仰和热烈的礼赞： 诚既勇兮又以武， 真有力量又有男， 终刚强兮不可凌。 刚强绝顶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身死精神永不灭， 魂魄毅兮为鬼雄1 永远是鬼中的英雄！ 《国殇》原是楚国民间祭祀阵亡者的挽歌，屈原对它进行了加工政作。他忧国伤时，在《国殇》的字里行间寄寓着抗敌救国的决心，严厉地鞭挞了楚国贵族统治集团的投降失败主义路线。 但屈原的爱国思想又是跟他的忠君观念分不开的。屈原的斗争最终是失败了，其悲剧的必然性，除了由于楚国新旧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外，还有其内在的根源。屈原出身于楚王74 ==========第78页========== 的同姓公族，旧的阶级烙印，尤其是浓厚的忠君观念遮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而只能寄希望于君王一身。对于昏庸的楚怀王，诗人含情脉脉，赌咒发誓，一再表白自已的忠心：“余固知謇謇（忠诚的样子。窨，jn,读简）之为患兮，忍面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脩（指楚王）之故也”(《离骚》)，“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疣(zhu1yo,读“坠优”，肉瘤，比喻遭楚王嫌弃)”，“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许多人）之所仇也”(《借诵》)。诗人一旦失去了君王的信任，就感到彷徨苦闷，再也找不到别的出路，最后只能一死了之。因此他的死既有坚持理想，不调和、不妥协的一面，又有消极软弱的一面。联系他诗中自鸣清高、孤芳自赏以及浓厚的感伤情调来分析，不难看出这都是剥削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屈原这种忠君观念和消极思想，曾经对后世一些文人产生了不良影响，应当加以批判。 第三节屈原的代表作《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作于他流放时期。这是我国古代罕见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这首诗主要用抒情的形式，集中反映屈原为了坚持实行法家的政治路线，跟那些没落的奴隶主旧贵族展开尖锐、激烈的斗争，以及他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终坚持这种进步理想的坚强意志。 全诗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这一部分叙写屈原的志向，写他辅佐楚怀王，从事政治改革，曾经 75 :·・！N红いimi에は - ==========第79页========== 充满信心。“乘骐骥(q1ⅱ，读“其季”，良马)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下同)。为了祖国的变法图强，诗人愿当一名开路先锋，引导怀王前进。但是怀王是个好大喜功、举棋不定的人，他后来听信反动贵族的谗言，疏远了屈原。屈原在诗中列举了夏、商、周三代兴亡治乱的历史事实作为对照，坚信自己所走的改革道路是正确的，并再三表白他和腐朽的旧贵族的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他描述了在斗争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如遭到旧贵族的造谣诽谤，摧残打击，以至可能会象先前法家商鞅、吴起那样受到肢解的酷刑，但他还是要拚死斗争到底。他连续五次表示，为了坚持法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作任何妥协：“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kè，读“克”，突然)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里表现了诗人和旧贵族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实际上是当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这个大变革时期楚国内部新旧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反映。 第二部分自“女篓之婵媛(chan yueán,读“蝉元”，情思牵紫)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这一部分是写诗人满怀怨愤之情，幻想向古代的帝舜（名重华）陈词，借以证明他在楚国推行的法治路线是合乎正义的，接着他又上天下地探索真理： 朝发韧于苍梧（舜 早上我从苍梧出发， 葬地)兮，夕余至乎县圃。 到昆仑的县圃已是晚上 欲少留此灵琐兮， 我想在神庙门前稍息， 日忽忽其将暮。 时间流逝已暮色苍茫。 76 ==========第80页========== 吾令羲和弭节兮， 我令驾日神按节徐行， 望崦嵫（日入处的 因崦嵫在望而不必匆忙。 山名)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 为求真理不管道路多漫长， 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将上下探索不伯任何阻挡。 这种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就曾把这八句诗作为他《彷徨》一书的题辞。历史上进步阶级的优秀人物，他们追求真理、奋斗牺牲的精神，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诗人追求到最后，曾想上天叩见天帝，但看守天门的人却不给他引见：“吾令帝阍(hūn,读“昏”，守门人)开关兮，倚阊阖(chānghé，读“昌盒”，天门)而望予。”之后诗人还周游天空，览观 四极，几次向美女求婚都没有成功。这是比喻他想通过“贤臣”，期望为国君所用，仍然是无法实现。“国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悟）；怀联(zhen,读振”，我)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自己求贤不成，楚王又不党悟，难道我空抱着美好的理想一直这样下去就算了吗？这在诗人是无论如何不甘心的。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又产生了准备远离祖国，期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幻想情景。 第三部分自“索冀(ging,读“穷”)茅以筵等(ting zhuan,读“廷专”，占卜)兮”至“蜷局顾而不行。”这一部分写诗人在幻想中经过求神问卜，反复考虑，决定离开祖国，但后来因为眷恋故国，义停步不行。诗人先是根摇神的启示：“两美其必合兮”，“孰求美面释女（汝）？”贤臣与贤君一定能两相遇合，哪有一个国君要寻找贤人而会丢掉你（指屈原）呢？考虑的结果是，在 77 ==========第81页========== 当时楚国的确已无实现“美政”的万一希望，不要说腐朽的旧贵族千方百计地破坏他的变法，即使他早日亲自培植的那些人才也都变质，倒向反动派一边去了。这样，除了离开祖国，还有什么出路呢？于是诗人决定选择青日出发。但当诗人率领着宏大的队伍，正在高空中载歌载舞，浩浩荡荡地前进时，忽然又远远地望见了下面楚国土地，这时一股留恋祖国的深情油然而生，于是就停止不进了。“陟升（升上）皇（天空）之赫戏（光明貌）兮，忽临睨(ni,读“逆”，视)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屈曲身躯的样子）顾而不行。”表现了诗人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终于舍不得离开祖国。 第四部分是总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成（商朝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之所居。”寥寥数语，表示他既然无法实现美政，只能沉江自杀。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离骚》突出地反映了屈原进步的政治理想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充满了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这种浪漫主义想象，是植根于现实斗争的土壤中的。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离骚》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较高结合。梁朝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 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屈原的作品是“气往轹(I,读“历”，践 踏)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他从思想与艺术的结合上给了屈原作品以很高的评价。 《离骚》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首先，屈原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在古代诗人中是少有的。在《离骚》中，诗人的想象力纵横宇宙，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如诗中写他可以驱使日官、月神、风伯、雷师，以及龙、风、云、霓给他驾 78 ==========第82页========== 驶车辆，待卫左右；他可以日行千万里，早上从湖南的苍梧出发，晚上就到了辽远的昆仑山上；他可以和历史上的帝王、传说中的神女打交道，幻想出一些十分离奇的情景。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糅成一体，编织成为宏伟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其次，比兴手法的运用与发展。《诗经》中的民歌，比兴手法已多有运用，到了屈原手里，这种手法运用得更加广泛面多样。如香草（或香木）既用来比喻贤者(“何所独无芳草兮”)，也用来比喻美德(“扈披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或者用来比喻国君(“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美女既用以比喻屈原自已(“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也用以比喻贤臣。《离骚》中比兴手法大量运用，而且多种多样，它是《诗经》中民歌的比兴手法的创造性发展，又给后代诗人以很大的启发。再次，是抒情与叙事的结合。《离骚》基本上是抒情诗，但也穿插了若干叙事性的故事情节，如：女嬃（屈原的侍女，一说他的姊姊)对屈原的劝告，屈原向帝舜陈词，上叩帝阉，屡次求女，以及最后求神问卜，决定离开楚国，飞向高空远行，又半路折回等。但诗中穿插这些故事，并不是为了逞奇炫博，而是为抒发诗人的激情服务的。这种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手法，对突出诗人追求理想、坚持理想的斗争精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屈原的诗歌，除《离骚K天问》外，还有《九章》和《九歌》。 《九章》包括《情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和《悲回风》共九篇，由后人辑录成卷。这些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 《插颂》是屈原初期的作品，开头一节写道： 后皇嘉树， 辉煌的橘树呵， 79 ==========第83页========== 橘徕服兮。 挂着累果的金采。 受命不迁， 独立不移， 生南国兮。 生长在这美丽的南国。 深固难徙， 植根深固，难以迁徙， 更壹志兮。 意志又是那么坚毅。 绿叶素荣， 绿的叶，白的花， 纷其可喜兮！ 花叶缤纷多可喜！ 曾枝剡(yn,读“眼”)层层枝条长满刺，棘， 圆吴转(tun,读团”)圆果团团金出灿。兮。 青黄杂糅， 青的青，黄的黄， 文章烂兮。 色彩斑烂，夺目的一片1 生意盎然的橘树是诗人形象的自我写照，根深叶茂，意志坚定，不动摇，不迁徙，生长在这南国的土地上，象征着诗人为楚国的革新事业贡献自力量的意志和决心。全诗祥溢着朝气莲勃、积极向上的乐观气氛，反映了诗人早期诗歌中浪漫主义的特色。 《九章》中的其他各篇，大都是屈原放逐时所作，其中不少地方表现了和《离骚》相似的思想内容，那就是对于腐朽的旧贵族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揭露和谴责，并叙写自己被放逐后怨愤不平的心情。“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筑（ú，读“奴”，笼)兮，鸡鹜(wù，读“务”，鸭)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沙》)。其中《涉江》《哀郢》还叙述诗人流放途中经过的具体地点，说明了他行踪的辽远、处境的荒僻和心情的凄 80 ==========第84页========== 苦，这些描绘都很真实。 《九歌》是由楚国民歌改写而成的。《九歌》是乐曲的名称，并不是诗篇的数目。屈原的《九歌》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和《礼魂》共十一篇。《国殇》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九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它本是在楚国南方民间流行的祭神的歌曲，有歌有舞。屈原在这些诗歌中反映了人与神、神与神彼此间思慕之情，也寄寓着屈原和楚王的关系。“帝子降兮北渚(zhǔ，读“主”，水中小洲)，目眇渺兮愁予。姨娲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表面上写的是神，实际上写的是人。“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这种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的艺术手法，跟《离骚》是一样的。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楚辞”是由屈原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创制的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诗歌体裁。楚国的民歌是很发达的。《诗经》中虽没有“楚风”，但是《周南》、《召南》中有江汉流域的民歌。公元前五、六世纪有《接舆歌》、《孺子歌》和《越人歌》、《徐人歌》等，都是楚地歌谣。楚国民间巫风很盛，“巫风”本是古代一种宗教迷信，即由“巫”主持祭祀鬼神的风俗。因为祭祀要用歌舞娱乐鬼神，于是就产生了丰富多采的民间祭祀乐歌。屈原放逐江南时，有机会接近人民群众，见沅湘一带民间祭歌虽然比较粗糙，却很有艺术价值，便在此基础上提炼加工，制作出优美动人的新诗篇《九歌》。屈原热爱民间艺术，他的其他作品也深受民歌的影响，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诗中有许多方言俗语，如：“扈“、“凭”、“羌”、“侘 81 ==========第85页========== ● 隙(chàchi,读“汉斥”，失意)”、“婵媛”等语汇以及“众口铄(shud,读“朔”，销熔)金”、“九折臂面成医”等俗语；句中或句末多用“兮”字，用来调节语气和韵律。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格调，从三言至八言都有，句式参差不齐，适宜于抒写复杂的杜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篇幅和容量大大增加。可见，楚辞虽然源自楚歌，但经过屈原的再创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代以后，诗人作家往往《风》《骚》并举，作为古典诗歌学习的典范。《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建安 诗人“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K骚》”。《风》是《国风》，这 里代表《诗经》；《骚》是《离骚》，这里代表屈原的全部诗歌。但是，《诗经》除《国风》中的民歌外，《雅颂》里面的诗歌，一般地说，思想和艺术成就都是比较差的，是并不值得称赞和学习的。鲁迅说屈原“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z1,读“紫”，非议)而绌之，然其影啊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鲁迅指出了《骚》与《诗》的长短，和它们对后世文章影响的大小，是符合实标的。 屈原之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写作楚辞，但他们都只是模仿华艳的文辞，完全丢弃了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成就远不及屈原。西汉文人也爱模拟楚辞。成帝时刘向把屈原、宋玉等楚国作家和西汉贾谊、东方朔等人的辞赋编辑成书，题名《楚辞》。一九七二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向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赠送了《楚辞集注》，这是中日两国人民82 ==========第86页==========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喜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楚辞的创始人屈原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象征着中日两国友谊的源远流长，万古常新。屈原的作品流传于世界各国，《离骚》有德、法、英、日、俄、意等各种译本，《天问》、《九歌》、《九章》也有部分外文译本。随着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各国文化的交流，屈原的作品将在国际上更加广泛地流传。 83 ==========第87页========== 第五章司马迁和《史记》 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和诗歌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荀况、韩非等人的散文，《诗经·国风》里面的民歌，屈原的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都很大。秦王朝统治时间较短，作家不多，比较有影响的作家是李斯，著名的有《谏逐客书》和刻石文，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继秦而起的是汉王朝。历史上惯常把它分为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4年)和东汉（公元25一220年）两个时期。西汉前期的儿个皇帝都是法家，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中央集权的政策，同时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辛勤劳动，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统一强盛的局面。在文化领域里，法家思想也占着统治地位。但西汉后期从元帝开始，推行儒家路线，豪强势力日益猖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的农民大起义，葬送了西汉王朝。接着，光武帝刘秀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前期从光武帝至章帝，采取了一些限制豪强的措施，因此生产发展，中央集权还相对稳固。但到了后期，幼主继位，政权操纵在外戚与宦官手中。他们对人民进行残箭的琼夺，他们之间又互相争夺、残杀，因此长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宁。这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披着神学外衣的孔孟之道，专事宜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谶纬（汉代流行的-一种 84 ==========第88页========== 宗教迷信。谶，chèn,读“衬”)之学大为流行，而另一方面也有反对孔学、反对神学的斗争。 两汉文学相当繁荣，主要成就是散文与诗歌。散文有史传散文与政论散文。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史传散文的代表，而以《史记》的文学成就为高。政论散文方面，如西汉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主要内容是宣传治国安民的法家政治主张。桓宽的《盐铁论》，记述了昭帝时儒法两家对于当时政治上重大问题（要否盐铁官营与抗击匈奴等)的大论战，文章颇具特色。东汉时王充的《论衡》，以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历史观对孔孟之道和流行的神学迷信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还有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除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政治观点外，还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悲惨生活。汉赋是汉代长期盛行的一种文体，在形式上兼有散文与诗歌的某些特点。这种作品大都是用辅张排比的手法，整齐华丽的语言来描述京都、宫室、田猎之盛，借以夸耀帝王贵族的豪华生活与政治力量，对社会生活和民生疾苦极少反映，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班固的《两都赋》就是如此。但也有个别好的，如西汉初期枚乘的《七发》就很有意义。这篇赋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从吴客对楚太子的讽谏中，不但揭露了上层贵族饮宴、声色、游观生活的奢侈腐朽，而且还反映了“宴安鸠毒”（安乐生活，就是毒药）的道理，篇末点出用“要言妙道”治愈了太子的病，这是说明只有启发思想，改变生活，才能解决问题。赋中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启发的。东汉时还产生了一些抒情小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抒写了作者对衰门贵族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较有现实意义。这些小赋是六朝抒情小赋的先河。 85 ==========第89页========== 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谈司马注和他的《史记》。 第一节司马迁的生平和时代 司马迁（公元前145一前87年？），字子长，夏附（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是“道表法里”，当时的黄老学说其实是一种披着道家外衣的法家思想。司马谈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论六家要指》，文中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都有所肯定，也有所批判，惟独对道家则全盘肯定。他这些思想对司马迁有着相当的彪响。司马迁幼年和父亲住在家乡，“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后来随父亲到长安做官，过着诵读的生活。他曾向当时著名儒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就使他也沾染了不少儒家的思想。 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开始了一段漫游生活，他从长安出发，南下漫游江南一带，又北上到过齐、鲁等地。回到长安后做了郎中（官名），其后又曾奉使视察西南巴蜀，并随从汉武帝出外巡狩。司马迁游踪所及，几乎走遍了现在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到过粤江流域的一些地方。他在游历中，有意识地做社会调查，考察历史遗迹，采集传闻异说，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掌握了不少活的资料。司马迁还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是有很大帮助的。 ·:公元前一一O年司马谈在洛阳病危，他临死时嘱附儿子 一定要继承他著作历史的遗志。司马迁牢记他父亲的遗嘱， 86 ==========第90页========== 决心写一部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历史书。三年之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这时他广泛地阅读了“金圆石室”（皇家书库)的书，积累、整理大量的历史资料，做好了写书的准备工作。公元前一○四年（太初元年），他参加当时一些天文学家制订“太初历”的工作完成之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时司马迁四十二岁。 经过了四、五年的写作，在公元前九九年发生了“李陵事件”。这年，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匈奴，叫李陵随往，但李陵要求自带步兵五千，独自迎敌。李陵轻敌冒险的行为，招致了失败，并可耻地投降了敌人。司马迁不考虑这是一种叛国投敌的行为，却仅凭个人平日对李陵的一些印象，就在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因此武帝大怒，将司马迁下狱，后来判处了官刑。司马迁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受刑后耿耿于怀，时露怨愤情绪，在《平推书》、《酷吏列传》等篇章里对武帝发出了一些不应有的讥刺。清代法家王夫之说：“司马迁挟私以成史”(《读通鉴论》)，这话虽然说得绝对一些，但从《史记》某些篇章来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过去许多文学史，对司马迁的错误不加分析批判，片面地认为司马迁受刑，“加深了他对于封建社会的罪恶制度”和“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认识”，由此而产生的“愤懑不平的情绪”，对提高《史记》的思想性有很好的作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司马迁受刑以后，还是继续写他的《史记》，这种坚持认真写书的态度是好的。公元前九六年，他被赦出狱，武帝并升任他为中书令。他继续写作了五、六年，公元前九一年，他五十五岁时，全书完成。不久他就死去，大约是汉武帝末年。 《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在西汉武帝时代产生并不是偶然 87 ==========第91页========== 的。从客观方面来看，由于桊末农民大起义对奴隶主阶级演朽力量的扫荡，也由于西汉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百年来执行了一条法治路线，再加上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生产，到武帝时，统一的西汉封建王朝已经进入比较巩固和繁荣的阶段。武帝采取了重农抑商、任贤使能的政策，在经济上不断打击地主豪强兼并土地的势力，把操纵在豪族富商手中的俦钱、治铁、煮盐三大权利收归国有。这样就使得封建经济得以发展，“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酱满，而府库余货财”(《平推书》)。在政治上继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又平定了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方割据势力。此外，还取得抗击@奴奴隶主的很大胜利。这样就使得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更加强盛。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强大和经济上的繁荣昌盛，必然要在文化上反映出来。同时新兴地主阶级也要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进行统治的借鉴。司马迁的《史记》正是适应了这样的时代要求而写成的。从主观方面说，司马迁注重社会调查，占有大量史料，并能以进步思想进行分析研究，加之刻苦认真，坚忍不拔的写作态度，这些都是使《史记》能高出中国古代其它历史著作的重要原因。 《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具有创造性的历史著作。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史记》记述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 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 五个部分组成。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记各阶级、各阶层的其他人物，三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的。表是某一历史阶段有关王侯将相的编年大事记，书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分门别类的专业史。表与书是配合、补充人物传记的。中 88 ==========第92页========== 国历史著作的体裁，大体可以分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以后的所谓“正史”(“二十四史”)，其体裁基本上都是沿袭《史记》的。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极其概括地充分地肯定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第二节司马迁和《史记》的 进步观点及其局限性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思想内容很丰富的著作，其进步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首先是主张“法后王”，认为历史是前进的。“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这是复古还是革新、倒退还是前进的大问题。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明确地提出“法后王”的主张。他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用耳朵吃东西，是讽刺话)无异，悲夫！”历史是在发展的，时代是在变化的，高谈上古 一无所用，只有适应变化了的现实才能切合当今。不能因为秦称帝时间短促，就人云亦云，采取轻薄的态度，否定秦代的成就。这里表现了司马迁肯定历史在变化发展，要求前进，敢于厚今薄古的进步思想。 在这个正确观点指导之下，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正确地肯定了案始皇兼并六国、统一中国的合理性和一系列法治措施的进步作用。也是在这个正确观点指导之下，他肯定 89 ==========第93页========== 了继承秦制的西汉几个法家皇帝一汉高祖刘邦、昌后、文帝、景帝、武帝，特别对开国皇帝刘邦肯定较多。他在《秦楚之标月表》中把陈涉和刘邦并提，认为他们都是先后消灭当时以赵高奴隶主势力为代表的秦王朝的主要力量：陈涉是首先发难的，而刘邦则是统一天下，继秦称帝的。他还认为汉承秦制，确是后来居上。汉武帝刘彻要定礼仪，那些泥古不化的“儒术之士”，议论纷纷，“十余年不就”。后来刘彻下了告谕说：“盖受命为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礼书》)刘彻批驳了事事要法古的那些滴朽儒生，提出了“因民而作，追俗为制”，汉家也应制法垂典，传之后世。这种思想司马迁是拥护的。在《高祖功臣年表》中也说：“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司马迁反对泥古不化，主张“法后王”的思想。 其次，是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汉初分封同姓王，后来他们年事渐长，势力日大，利中央集权形成尖锐的矛盾。法家贾谊、晁错等都提出了削弱诸侯王的主张。景帝时七国谋反，后来用武力平定了暴乱。司马迁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提出“强本干、弱枝叶”的主张，并肯定“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解除它们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的办法。在这个《年表》中，他详细记录了那些侯王何年“来朝”，以见他们对中央政权的拥护，也记录了有些叛乱者何年因谋反而被诛，以示对叛乱者的惩戒。这些都反映了他反对分裂、拥护统一的见解。在《匈奴列传》中历叙匈奴奴隶主贵族屡次侵扰，背信弃义：“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从高帝刘邦到景帝，汉王朝对匈奴一般采取 90 ==========第94页========== 和亲政策，但匈奴奴隶主贵族则经常背约，“杀略人民”。武帝即位，开始也守和亲之约，但匈奴单于失信，大举侵扰。武帝就命将军卫青、霍去病多次抗击匈奴，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是后树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司马迁歌颂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司马迁尖锐地谴责了挑起战争的分裂主义者，热情地赞扬了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将领，例如对于牧羊奴出身而“奉法遵职”、屡立战功的卫青，就赞颂备至。这些地方都反映了司马迁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进步思想。 第三，《史记》颇有一些反传统的、反儒的观点。如对于雇农出身的陈胜、吴广，《史记》比较真实地叙述了他们起义的经过，并肯定了他们亡秦的功缋。“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将相竞亡素，由涉首事也”(《陈涉世家》)。司马迁把首先发难起义、称王六个月而失败的陈胜列为“世家”，地位高于“列传”里面的人物。虽然作者还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但他把被一般统治阶毁视为“大逆不道”的敢于起来造反的奴隶，跟儒家者流尊为“圣人”的汤武相提并论，给予崇高的评价，这是大胆的、进步的见解。后来的许多“正史”都把农民起义领袖诬蔑为“盗贼”，比起《史记》来就差得多了。儒家认为“男尊女卑”，他们是鄙视妇女的，如果妇女当政，那更要诬蔑为“妖孽”。但是司马迁对实际上掌握了政权八年的吕太后，照样把她列入“本纪”，和一般皇帝同等看待，并且称赞说：“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昌太后本纪》)。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儒家宣扬“天命论”，说什么“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司马迁从大量历史事实中，从丰富的生活实践中，看到这种说法的 91 x.k ==========第95页========== 荒谬。司马迁看到那些“操行不轨，专犯忌讳”的人，却是“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而另外那些“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的人，却是“遇灾祸者，不可胜数”。因此发出了“倘所谓天道，是邪（耶）非邪（耶）！”的疑问(《伯夷列传》)。在《项羽本纪》篇末的赞语中，司马迁虽然对项羽有所偏爱，并错误地把项羽的失败归结为“不师古”，但他却能对项羽提出了正确的批评：“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党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些都是对儒家天命论的怀疑和批判。 儒家鼓吹“仁义”，法家提倡功利，这是古代唯心论和唯物论相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反动儒家董仲舒大肆宣扬什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也时常宣扬“仁义”观点，但有时却又突破这种规点，轻“仁义”而重功利，譬如在《货殖列传》中，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镶，皆为利往”，“人富而仁义附焉”。强调了功利的作用，而对那些标榜“仁义”实则为富不仁的家伙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一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司马迁《货殖列传》中所说的一些话，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历史真实。 此外，应当提到的是，司马迁具有比较尊重史实的思想态度。前人称攒《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攒》)。所“实录”，就是说他能够比较尊重历史事实，记述历史人物的事迹和功过。例如对法家商鞅、韩非、李斯 92 ==========第96页========== 等人，司马迁如实地记录了他们变法的其体措施及其成效。《商君列传》记述商鞅变法的成绩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还不是对商鞅变法的赞美吗？又如《李斯列传》记述李斯相秦的功绩：“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王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改之患”。李斯辅佐拳始皇，从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到废封建为那县，消除分封制这个闹分裂的根源，他都是有一份功绩的。这是对李斯历史功绩的正确的评述，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他对李斯的赞美。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描写外戚窦婴、田蚜和将军灌夫三人之间的矛盾。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窦婴、灌夫与田势的矛盾，纯粹是狗咬狗的矛盾。作者写这篇列传，同情虽在窦婴、灌夫方面，但仍把两人的坏处写了出来，如说窦婴“沾沾自喜”，做事多轻率，并写了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的罪恶。人民对灌夫恨之入骨，发出了“颖水浊，灌氏族”的怒斥。这就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尊重事实的写作态度。 以上所述，是司马迁思想的基本方面。不过司马迁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世界观是复杂、矛盾的。他曾师事儒家董仲舒、孔安国等，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对儒家仍有所肯定，又指责法家“严而少恩”，这些思想对他也有影响。这一切就使得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不免也存在一些落后以至反动的思想观点。 首先，《史记》存在着剥削阶级的英雄史观。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 93 ==========第97页========== 义的分界线。《史记》虽也写了一些统治阶级以外的人物，这是它高出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正史”的地方。但是总的说来，《史记》基本上还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论载”那些“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太史公自序》)的言论和行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给统治阶级作借鉴的。在《高祖本纪》中作者写出了刘邦这个大法家，坚持了法家路线，任人唯贤，争取民心，与分封割据势力作斗争等，终于能战败项羽，建立统一的西汉王朝，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灭秦、灭楚，主要是由于农民起义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是司马迁所无法理解的。在作者看来，推动历史前进的是一些英雄人物。而且他对“天命论”的怀疑和批判很不彻底，在强调英雄人物的历史功绩、历史作用时，又陷入“天命论”。所以，对于刘邦的终成大业，就说什么“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又譬如，《史记》对战国时的“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尤其是对其中的信陵君极为崇拜。说他“为人仁而下士，土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并说：“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若，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魏公子列传》)。本传中写信陵君依靠了土的力量，对于却素存赵，保卫魏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但作者在篇末却不适当地突出了信陵君个人的作用，当信陵君留在赵国时，秦国就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国因之危急；后来信陵君返魏，担任上将军的职位，“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秦兵不敢出”，魏国也就转危为安。特别是最后写，“秦闻公子死，使蒙 94 ==========第98页========== 聱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那，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更加见出信陵君一身系魏之存亡了。这些都是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历史作用，是英雄史观的表现。 其次，《史记》还存在着一些儒家思想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不少地方表现了反传统、反儒的观点。班固就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但他的反儒往往是不够彻底和自觉的。他对孔丘就很尊崇。按照《史记》的体例，孔丘本来只能被列入“列传”，但司马迁却把他列为“世家”，显然是推尊之意。《孔子世家》后面的论赞还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对孔丘表示了无限赞叹敬仰之情。对于儒家经典，《史记》中也有吹捧之辞，如说：“‘六艺”（即《六经》）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太史公自序》)，是君臣父子行动的准则，不学习它就要犯错误。司马迁并不否定法令，但他认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更重要的是“导之以德，齐之以札”(《酷吏列传》)。他肯定了商鞅、李斯、秦始皇以及汉武帝时那些所谓“酷吏”执行法治的成绩，但总是批评他们“刻薄”、“少恩”。他对西汉初年“道表法里”的无为政治是称赞的：“汉兴，破觚(9ū，读“孤”，方，有棱角)而为圜（改除严法，归于宽易），断雕（弊）而为朴（改除弊俗，归于简朴)，网漏于吞舟之鱼（比喻法令简易），而吏治烝烝(厚美之意)，不至于奸，黎民艾（治）安”(《酷吏列传》)，但对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又有所不满。他不知道，所说汉初“文景之治”，能够做到“吏治柔烝”、“黎民艾安”，正是实行法治路线的结果。他肯定汉武帝一系列打击豪强富商的 95 ==========第99页========== 经济或策行之有效，和抗击匈奴贵族侵扰所取得的胜利，但又指责汉武帝是什么“鹜于功利”，等等。 司马迁受儒家道德观的影响很深。他在李陵事件中所犯的错误，就是跟这种观念分不开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吹捧李陵平日“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在他看来，李陵既具有“孝”“信”“廉”“义”这些高尚道德，决不会真心投降敌人，所以就为李陵叛国投敌的行为辩护，并且主观主义地断定李陵兵败投降必是“欲得其当面报汉”。其实李陵兵败投降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不是如司马迁称赞的那样是什么“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人多至于后来李陵还为匈奴练兵，并率五万骑兵与李广利军队转战九日，更说明他死心塌地为匈奴贵族卖命，也进一步证明了司马迁以为李陵投降是为了寻找机会“报汉”更是完全错误的估计。又如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还歌颂了荆轲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秦始皇统 一中国前夕，燕太子丹结识荆轲，对之敬礼备至，后来派荆轲到秦国去行刺秦王。作者写太子易水送别时，“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显得慷慨悲凉，写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有声有色。还写为了支持、协助荆轲刺秦，处士田光“自杀以激荆轲”，秦亡将樊於期自刎把头交给荆轲作为入秦的献礼，而荆轲失败后，还有他的朋友高渐离舍生为他报仇。在作者看来，这些人都是具有“义”、“勇”、“信”的高尚道德的“壮士”，所以对他们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行为是十分同情和赞美的。这些都是《史记》中的思想糟粕。我们在充分肯定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历史地位时，对其思想糟粕应当如实指出并加以批判。 96 ==========第100页========== 第三节《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又是富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鲁迅说：“惟不拘于史法，不囿(yòu,读“又”，局限)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的文学特点及其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叙述和文学描写的结合。 《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是叙述人物一生的事迹的，当然都要根据历史材料，但作者除了一般历史事实的描写外，还经常穿插以细节描写，使历史人物及其事件具有形象性、生动性。这种情况，随处都有。譬如《张丞相列传》写了张苍、周昌、赵尧、任敖等几个人物。其中写周昌质直，能够坚持原则，便运用了一些细节描写：“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面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口吃发出的声音）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刘邦因偏爱戚姬的儿子，要废掉太子。这对汉王朝的统治是不利的。作者写质直敢言的周昌坚持不同意见，为此进行廷争，甚至写他盛怒之下更加口吃的情态，这样就很形象、生动。 司马迁写人物，还用一个集中的主题来突出人物的思想。如《曹相国世家》，前面历叙曹参战功，其实主题所在，是后面 97 ==========第101页========== 所写的曹参的相业。汉王朝统一中国后，刘邦、萧何等制定了 一套法治路线。这条法治路线，是道表法里的路线。当时提倡黄老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意思，而是坚持法治措施的一些大纲要目，不听信那些儒者的七嘴八舌而多事纷更。司马迁叙述曹参为齐相时“其治要用黄老之术”，主要是重用了黄老学者盖(9ě，读“舸”，姓)公，而排斥了数以百计的反对法治的“言人人殊”的儒者。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来汉朝丞相萧何死了，惠帝召曹参入相，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吏之离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接着又用了两个细节描写来突出曹参继刘邦、萧何之后坚持法治的主题。一个是写卿大夫、吏及宾客要到曹参处有所建议的，曹参便一律清他喝酒至醉，不得开口。还有一个是写惠帝见曹参无所事事，心里也不满意，叫曹参的儿子曹蛮(zhú，读烛”)去规劝他，结果曹盆吃了二百竹板子。后来惠帝责备曹参，说这是我叫他说的，于是就有下面曹参和惠帝的一段很精彩的对话 参免冠谢曰，“唑下自察圣武头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规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 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i 惠帝曰：“善，君休矣1” 98 ==========第102页========== 在汉初，是遵守刘邦、萧何等所定法令，贯彻法治路线，还是昕信儒者的胡言乱语，抛弃法治路线？这是当时政治上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上，贯彻执行了法治路线，确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结尾作者引民歌说：“萧何为法，颧（同“较”，明、直之意)若画一（施法简明如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司马迁对汉初道表法里的政治，是肯定的，歌颂的，而这篇列传在写作手法上表现了历史叙述和文学描写的结合。 二是善于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清代顾炎武曾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刺，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史法》)。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爱憎，不但表现于传记末尾的“太史公曰”中，而且更多地表现于篇中的叙事部分。恩格斯指出：“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致敏·考茨基》)。《史记》里面不少地方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如在《酷吏列传》中写张汤时，写到有一次群臣在武帝面前争论对匈奴的和战问题，博士狄山和张汤针锋相对。狄山根据儒家“兵者凶器”的观点，讲了一大套应该和匈奴和亲的话。武帝问张汤，汤说：“此愚儒无知”。狄山听了就诬蔑张汤是“诈忠”。这种不根据事实的谩骂，武帝一听发了脾气，存心要为难这个言不顾行的儒者，便问狄山：你能居一郡，使匈奴不入侵吗？回答说：“不能”。又问：你能居一县，使匈奴不入侵吗？又回答说：“不能”。又问：能够居一个防守据点防止匈奴侵入吗？狄山想想如果再说“不能”，等于宣布自己是一无用处的饭桶，恐怕皇帝就要惩处他了，他只得回答：“能。”于是武帝就叫他去担任一个防守据点的职务。但只有一个多月， 99 ==========第103页========== “匈奴斩山（狄山）头而去”。这件事实本身，可说是出足了儒者的洋相，也是对法家汉武帝和张汤的肯定与赞扬。作者对人物的攒扬或批评，往往并不直接说出，而把褒贬的倾向通过叙事表现出来。类似这种例子，在《史记》中是很多的。 三是创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 《史记》传记中写了大量的人物，如秦始皇、刘邦、萧何、曹参、蔺相如、廉颇、李广、卫青、商鞅、屈原、李斯、贾谊、张汤、汲黯、孙膑以及狄山、公孙弘等等。这些人物思想各不相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来，形象都是鲜明的。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的是两个爱国者的形象，颇为突出，对葡相如更多赞扬，说他“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称赞蔺相如智勇双全，不仪在于他“完壁归赵”一事，尤其难能可贵的在于他能以国家利益为重，退让廉颇，使得将相团结，共同御侮。文中写道：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康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知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日：“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菜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间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锌去！”蔺相如固止之日：“公之视廉将军，敦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日：“夫以秦王之威，面相如 100 ==========第104页========== 廷叱之，唇其群臣；相如虽驽（ú，读“奴”，劣马），独是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康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完之至此也。”卒相与獾（欢），为刎颈之交。 作者对有功于赵国的蔺相如、廉颇两人都是肯定的，对蔺柑如尤为赞颂备至，这从这段叙事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蔺相如因功大，位在廉颇之上。但廉频一是自恃战功，二是有论资排辈的错误观点，因此不但不甘位居相如之下，而且宣言要折辱相如，这显然是因私废公、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遇到这种情况，蔺相如却不跟廉颇一般见识，意气用事，而是顾全大局，隐忍退让，避免和廉颇发生冲突。他对舍人的一番话，表现出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宽大公正的胸怀。结果他用自己的言行启发感动了廉颇，使其负荆请罪，握手言欢，达到团结御侮的目的。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勇怯问题。蔺相如为了赵国的利益，和秦王打交道时是勇敢的，不怕死的；但他对私人之间的意见之争，却是退让的，胆怯的。司马迁就是这样，对蔺相如用“完璧归赵”、“混池会”、“将相交欢”三个故事突出了蔺相如智勇双全的爱国若的形象。 又如《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写的儒者公孙弘，也是维妙维肖，呼之欲出的。公孙弘虽出身贫困，但学的是儒家经典，汉武帝时他应征贤良文学做了博士。在他的笔下，公孙弘是个没有实际才能，但善于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人物。汉武帝曾派他出使匈织，不称职，因此“怒，以为不能”。有一次又派他 1o1 ==========第105页========== 去巴蜀视察，他回来后却批评朝廷“通西南夷”的政策，汉武帝也不听他的。但他善于辩论，有一次对策，他迎合皇帝的意思，居然擢为第一。他知道汉武帝喜用法家人物，因此和汲黯要好，时常探听他的政见，到了皇帝面前，汲黯先讲，他就随后表示赞成，以此博得皇帝的欢心。平时和公卿约议，到了皇帝面前，一看苗头不对，他就见风使舵，违背约定。他还假装节俭，睡布被，只吃一只荤菜。这个虚伪、奸诈、两面三刀而又一无所能的儒者形象，真是被司马迁写得丑态百出，肺肝毕露。 四是语言方面的高度成就。 司马迁能用厚今薄古的观点来对待语言。如《尚书》中的文字比较古奥难懂，他就用当时的语言加以改动。如《五帝本 纪》中引用《尚书》的他大都给以改动，“允釐(Ií，读“梨”，治理) 百工，庶绩威熙”，改为“信饬（实在能够整饰）百官，众功皆兴”，“父顽，母嚚(yn,读“银”，愚顽)，象傲，克谐以孝，烝丞义(治)，不格奸”，改为“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渐渐使他进于善)，不至奸（不使至于奸恶）”。这样就比较易懂了，他引用春秋战国和汉代语言，侧改动很少。这些表现了作者厚今薄古的观点。《史记》的语言，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能够表现实际生活和人物的体态神情。如《外戚世家》写窦广国会见他姊姊窦皇后（文帝妻）一段： 又复问他（其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告别）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讨米汤给我喝)，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面泣，泣涕交横下。侍侮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02 ==========第106页========== 窦皇后和她弟弟离别时家境很贫困，她弟弟也只四、五岁，但是姊弟之间的情谊是很深挚的。现在她做了皇后，姊弟重逢，悲喜交集。而那些服侍贵人的左右，也在这里凑热闹，“伏地泣，助皇后悲哀”。这里作者把这种摊以形容的场面，只用四、五十字就逼真地刻划了出来，于此可以见出作者驱遣语言的能力。 可马迁以外，西汉时期应当提到的还有杰出的政治家、散文家贾谊（公元前200-一前168年）和晁错（公元前200一前154年)。鲁迅曾经称攒他们“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汉文学史纲要》)。贾谊的政论文有《治安策》、《过秦论》、《陈政 、 事疏》等。《陈政事疏》提出了有关封建国家治乱安危的重大政治问题，表现了他的法治思想。文章运用大量事实与各种比喻，阐明必须削弱地方割据、储粮备荒、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军事侵犯等一系列论点，气势排岩，情绪激昂，是一篇富于形象性和鼓动性的政论文。贾谊也擅长辞赋，主要有《旱云赋》、《鹏鸟赋》、《吊屈原赋》等。《旱云赋》反映了他关心农民生活和重农的思想，铺叙详明，形象生动。《鵝鸟赋》、《吊屈原赋》揭露了豪族保守派对他的压抑，叙写自己的法家主张得不到施展，并反映了万物变化、祸福倚伏的朴素辩证法观点。他的辞赋，在艺术上为东汉以后的抒情小赋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晁错的政论文，如《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请削吴王封国奏》等，论述的都是有关新兴封建国家的军政大事。从表现形式上讲，虽然文采不及贾谊，但明白晓畅，逐层剖析，说来娓娓动人，也具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他和贾谊的文章，对后世散文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103 ==========第107页========== 第六章汉代乐府民歌和文人诗 汉武帝刘彻为了推行他的政治路线和文化政策，提倡背乐，令乐府采集民歌。东汉时仍有采集，现存乐府民歌三、四 十首，多数是东汉时的作品。这些民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极为宝费。这些少量保存下来的民歌，还使我们知道，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继 四言诗、楚辞体而发展的五言新诗体，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且在东汉时已经成熟，如《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在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五言诗新形式的影响下，文人开始习作五言诗，汉末无名氏的《古诗十 九首》就是这样产生的。自汉末至南北朝数百年间，五言诗就成为诗坛的主要形式了。 第一节乐府民歌 “乐府”原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掌管音乐的机关，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收集民歌民乐。后人把乐府中所收集的诗歌叫做“乐府诗”，于是“乐府”便由官府的名称变成一种诗体的名称。《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104 ==========第108页========== 汉武帝是个很有作为的法家人物，在他执政的几十年中，不仅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改革和成就，而且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所发展，乐府的设立就是繁荣文化艺术事业的一项重要措施。汉武帝设立乐府的目的是为了广泛地采集民歌，“观风俗，知薄厚”，更好地为他的法家政治路线服务。尽管被淘汰和删弃的民歌要比写定和录用的多，但乐府机关在客观上毕竟起了保存一部分民歌的作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民歌有一百多篇。乐府诗继承了《诗经》民歌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表现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因而是 一份可贵的文学遗产。 汉哀帝时期儒家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乐府这个机构被撤除了，但民歌民乐还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到了宋代有个叫郭茂倩的把自汉至唐的乐府诗收编成集，题名《乐府诗集》，其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是历代统治阶级祭祀、宴会用的东西，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则大都是民间歌辞，即那些社会上流传而没有作者姓名、后来被收入乐府的诗歌。这些无名氏的诗歌，其中有劳动人民的作品，也有一些是封建文人的作品。 汉代地主阶级在击败了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的进攻以后，逐渐转向保守，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地主阶级极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在“富者田连许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货殖传》)的情况下，终年劳苦的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牛马生活。统治者用来对待劳动人民的，是剥削和压迫，是皮鞭和镣铐，而劳动人民回答的只能是反抗和斗争，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各地不断发生。乐府民歌《妇病行》和《东门行》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妇病行》上半篇写一个病妇临死时对丈夫的嘱托，下半 105 ゼら：、· ==========第109页========== 篇写丈夫乞讨抚养孤儿，境况十分悲惨。其上半篇写道 妇病连年果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莫使）我儿饥且寒。有过慎其笪答(dáchi,读“哒痴”，用竹条鞭打)，行当折摇（天折），思复念之。” 这里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情祝：他们缺食少穿，生病无钱请医吃药。多年患病不起的妻子即将死去，留下丈夫和孤儿还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诗歌截取了病妇临终嘱托的场面，形象地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悲惨境遇，成功地展现出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又如《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bǔmi,读“捕迷”，食粥)。上用（为）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东汉后期是政治十分黑暗的时期，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着严重的剥削和压迫。“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这两句充分说明了当时劳动人民在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的穷困生活，家中无衣元食，被迫走上反抗道路。妻子由于受“要安贫”、“不要犯上作乱”的封建礼教的毒害，劝丈夫不要去。但丈夫看到家中无法活下去的情景，仍毅然决定出走。可见封建统治阶级虽用暴力压迫和思想欺骗束缚劳动人民，但劳动人 106 ==========第110页========== 民还是能冲破这种束缚，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这也是对孔孟之道反动说教的强有力的批判。汉代多次的农民革命起义，就是由这些被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得无法生活下去的劳动人民组成的。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和羌族的战争前后延续了五六十年，乐府民歌中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发动的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如《十五从军征》就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家(zhǒg,读肿”，坟)黑累。免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非播种而生)谷，井上三旅葵。春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 一时熟，不知饴（同“饲”）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这首诗暴露了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不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中的主人公少年出外当兵，经过多年征战，直到老年才得回来，可是回到家乡时，家中已没有一个人，房屋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变成了鸟兽的巢穴。他只能一个人采集野谷、野葵煮羹作饭，想起从前合家团聚，现在却孤零零地剩下自己一个人，手里拿着羹饭，可是送给谁吃呢？眼泪也就不住地滚落下来了。老人此时的处境和心情是多么孤独凄凉！《十五从军征》不仅表现了劳动人民对不义战争的强烈控诉，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兵役、徭役制度的繁重，当时服役实际上是没有期限的。 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处于统治地位。.统治者除了继续 107 ==========第111页========== 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之外，还需要利用孔孟之道来束缚人民的思想，以便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孔孟之道的统治下，好女的命运尤为悲惨。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mfwu,读迷无”，香草江籬)，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iian,读“兼”，双丝细绢)，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大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全诗通过弃妇和故夫的对话，反映出妇女在封建社会中悲惨的遭遇。诗里的这个故夫也认为在劳动上新人不如故人，但为什么旧妇劳动既好、又无过错，终于被抛弃了呢？在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女子出嫁以后，必须绝对服从丈夫和公婆，丈夫或公婆一不如意就可以把她遣送回去。封建统治以及封建道德对子妇女的迫害，是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本原因。 除了乐府民歌以外，汉代还有许多流传于民间的童谣未被采入乐府，这些茸谣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讽刺了社会的黑暗和孔孟之道的虚伪性。如《桓灵时意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见葛洪《抱朴子·审举》） 这首童谣用鲜明的对比手法揭露了桓灵时期政府和官史 108 ==========第112页========== 腐朽不堪。秀才连书都没有读懂，孝廉本应该孝于父母，但事实上却跟父母发生纠纷而分居了，自以为清高的人都是肮脏不堪，号称为良将却是胆小如鸡，这些说明了当时社会是何等地腐败。这首童谣揭露、批判非常尖锐有力，从思想、艺术上看都是一篇好作品。又如《小麦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始。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见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 东汉末年征战连年，繁重的徭役压在人民的头上，在田里劳动的只剩下了妇女，造成了劳力缺乏的现象。可是那些官吏们，却用从人民那里剩削来的钱，买车马寻欢作乐。他们的享乐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面的。歌谣作者对这种很不合理的现象是很气愤的，但是他们只能鼓起喉吭，把话咽住，敢怒而不敢言。这首歌谣描绘出一幅阶级对立的鲜明的图画，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 乐府民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影响。它在创造五言诗这种新的诗歌形式上起了重大作用，我国自魏晋至隋，五言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主要的应归功于它。乐府民歌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啊。如建安时期的曹操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就，主要的决定于他进步的政治思想和生活实践，但跟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曹操的诗，吸收了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用旧曲作新辞，所以他的作品具有民歌的特色，富有创造性。又如中唐时期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政治作用，强调诗歌要反映民生疾苦， 109 ==========第113页========== 更可明显地看出乐府民歌的进步影响。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汉代乐府民歌的高度成就和它在古代文学发展上的作用，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节《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以长篇 五言诗的形式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反抗礼教、遭受迫害的故事。诗前小序说：“汉末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面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这诗以鲜明的主题思想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青年一代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精神。正因为这首诗具有浓厚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在广大群众中传诵，为劳动人民所喜爱。 《孔雀东南飞》所反映的一对青年的婚姻悲剧，及其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不是偶然的。儒家思想特别鄙视妇女。《礼记·内则篇》“七出”条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就是说，即使儿子跟妻子很要好，但是公婆不高兴，她还是要被赶出去。东汉和帝时代的“女圣人”班昭写了《女诫七篇》，把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更加系统化了。如《曲从》：“姑（婆婆）云尔而是，固宜顺命；姑云不尔而非，犹宜顺命。”这就是说媳好对婆婆要绝对服从，婆婆讲的话是对的，要服从；即使婆婆讲的不对，也要服从。你看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是多么残酷。但是另一方面，东汉宋年的黄中起义和三国 1I0 ==========第114页========== 的统治者实行法家路线，使儒家的思想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表现劳动人民反封建礼教的《孔雀东南飞》，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这篇长篇叙事诗的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个善良而又爱劳动的女子，自从嫁到焦家以后，每天鸡鸿坐机旁，深夜才休息，三日织成五匹布。可是封建家长焦母还故意嫌她做得慢。为什么焦母不喜欢这个媳妇呢？主要是兰芝不能迎合焦母的心意：“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所以焦母一定要把媳妇遣送回去。但是仲卿和兰芝的感情很好，他认为儿年来兰芝并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他质问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并表示“今若遣此妇，终身不复取。”这就激起了母亲的捶床大骂：“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是兰芝被迫从婆家回到娘家，她本想日后与仲卿重圆，但她不幸又遭到刘兄的逼嫁。兰芝对封建家长的专横十分愤慨，她不愿屈服，但是在封建礼教的天罗地网中，她自知没有出路，只得以死反抗。焦仲卿也不愿屈服，跟着自杀了。 仲卿和兰艺的死，完全是由于封建道德与封建家长的压迫所造成的。对于他们的死应该进行正确的评价。在封建礼教统治的情况下，他俩没有向采用高压手段的封建家长屈服，没有做封建礼教的奴隶，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他们的死是消极的反抗，这种反抗决不能使人们摆脱封建礼教的桎梏。这是他们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今天的历史社会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男女婚姻已经获得了自由。但是阶级斗争还存在，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还会毒害人。在今天如果有人机械地模仿《孔雀东南飞》里主人公的方式来对待婚烟问题，那就是完全错误和反动的了。 1i ==========第115页========== 《孔雀东南飞》长达一千七百多字，这首长篇叙事诗，艺术上代表着汉乐府民歌的高度成就。 首先，长诗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批判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主题。焦母、刘兄是封建家庭中两个家长，是封建礼教的代表，兰艺、焦仲卿是在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统治下的受迫害者，这是全诗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这诗一开头就接触到主要矛盾，即兰芝与焦母之间的矛盾。从兰芝无故被遣，仲卿要求无效，矛盾逐步展开。“府吏马在前，新妈车在后”，两人在大道口相会，设誓决不相离，等待日后共聚，表示两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兰芝回娘家以后，不但仲卿的迎归难成事实，而且终于为刘兄所迫，不能在家久等，被逼嫁给太守的儿子。出嫁之日，仲卿知此消息，请假暂归，和兰芝在途中相见，兰艺诉说遭受封建家长的逼迫，两人共暂以死抗争。这时迫害与反迫害的矛盾发展到了高潮。直到两人死后，两家把他们合葬，矛盾才算获得了解决。封建札教对 一对青年夫妇的步步进逼和他俩对这种迫害的步步反抗，激起了读者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憎恨，充分地表现了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鲜明主题。 其次，长诗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个坚强、勤劳和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织成）五匹，”突出了她的勤劳。“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浃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iè，读“聂”，踩)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dāng,读“当”，女子耳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作若不但描写了刘兰芝的美丽，而且也反映了她倔强的性格。有人怀疑她这时候何以有心思打扮， 112 ==========第116页========== 殊不知打扮得整整齐齐才显得从容镇定，才不至在婆婆面前露出狼狈和软弱，正如她不肯在婆婆面前落泪一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这并不是自愿提出的要求，而是不堪婆婆的压迫而说出的愤慨话。“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这是兰芝对婆婆讲：我出嫁时曾受你家很、多财物，果我嫁过来以后却不足供你驱使，使你满意，今天我回娘家，却使我惦记婆婆今后在家多操劳了。这是语中带刺。她回答专横的兄长说：“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表面不拒绝，而暗中决定以死反抗。县令、太守的儿子都比仲卿的地位高，但她都坚决拒绝，这表现了她不慕富贵的美好品德。男主人公焦仲卿的性格比兰芝软弱些，但他对封建势力也是反抗的，面且在斗争过程中有所发展。仲卿是一个小官吏，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地位自与兰芝不同，这是他性格中软弱的 一面所以形戒的原因。但他在当时具体情况下，也是被迫害若，对爱情是忠实的。在封建社会中儿子不顾奉养母亲而自杀，这是“大不孝”，焦仲卿这样做是其反抗性的表现。 诗中两个反面人物焦母与刘兄，形象也相当突出。焦母蛮横无理，卑鄙自私，作威作福。诗中“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这都说明了她的蛮横无理。她对儿子不但威胁，而且还用利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但是威胁和利诱都无济于事，当她知道仲卿决心自杀时，便“零泪应声落。”这流泪决不表现她对仲卿有所爱，而是因为她一直把儿子作为私有财产加以占有，儿子一死，她的希望就落空了。所以她的流泪是自私虚弱的表现。另 一个反面人物刘兄，作者对他的刻划不多，但形象却是比较突 113 ==========第117页========== 出的。“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心目中只知道攀高附贵，根本没有自已的妹妹。作者没有花多少笔墨，通过人物自已的语言，充分地暴露了这个封建家长庸俗、势利而又专横的丑恶本质。此外，这首长诗在剪裁上很下功夫，叙述、描写做到繁筒得宜。叙述事件经过，一般都很简清，但需要详细描写的地方，如为了突出兰艺的反抗性格，写她离开焦家时从容打扮的那一段，就很舍得花笔墨。可略则路，该详则详，充分表现了长诗作者善于剪裁的艺术技巧。 第三节《古诗十九首》和《悲愤诗》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是一群无名文人在学习汉代民歌的基上写成的完整的五言诗，它在五言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些诗从某些侧面反映当时黑暗动乱的社会和一般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情沉，常表现出追求功名富贵、及时行乐、人生无常的消极情绪。 东汉末年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很尖锐的时期，外戚宦官互相争权夺利，交楷掌权，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政治极为混乱、黑暗。一些文人为了追求功名富贵，往往离家远出，游学求官，有的求官不成，便流露出消极失望的情绪。如《今日良宴会》表现了那些封建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富贵的思想：“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撼轲（同“坎坷”，喻不得志）长苦辛。”但在当时能够爬上去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富贵都达不到目的，就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消 114 ==========第118页========== 极情绪：“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有些文人求功名不成，就去求神仙长生，更是一种消极腐朽思想的表现。 在《古诗十九首》里还有不少游子思妇的作品，这类诗歌占一半以上。它们反映那些文人为了求取功名富贵，因而离乡背井，造成夫妇分离和家庭隔绝的情况和思想感情。如《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这首诗，语言纯朴，描写…个妇女接到客人从万里以外带来的丈夫的赠品，由此生出无限离别之情，但深信万里迢迢隔不断两人的情谊，基调是比较乐观的，不过由于全诗只局限在爱情这点上，因而社会意义不够深刻。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成就远不如乐府民歌，但是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它一直受到许多文人学者的赞赏。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誉之为“五言冠冕”，钟蝾《诗品》赞之曰：“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他们从地主阶级的艺术标准出发，把它抬到了高不可攀的地位，这是错误的。解放以后，又有人说什么《古诗十九首》“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可以引起“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共鸣”，这种反动的人性论更应加以批判。 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跟《古诗十九首》一样，都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的，但《悲愤诗》的成就远远超过《古诗十 九首》。蔡琰（生卒年未详）字文姬，陈留图(y心，读“宇”，今河南杞县南)人。她是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史载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后汉书·董祀妻传》)。她初嫁卫仲道，夫死无子，回 I15 ==========第119页========== 娘家。汉末董卓之乱，她被胡兵携去，辗转至南匈奴（在今山西临汾)十二年，嫁给胡人，生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派人用金璧把她赎回，再嫁给董祀。《后汉书·董祀妻传》载有蔡琰所作《悲愤诗》两篇，一为五言诗，一为骚体诗。五言诗后人大都肯定为是蔡琰所作，骚体诗中的情节，有与作者生平不符之处，且思想、艺术也少有可取，故多数人认为是伪作。此外，郭茂倩《乐府诗集》载有她的一篇《胡笳十八拍》，但其真伪问题，近来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尚无定论。 《悲愤诗》先叙述作者在被掳途中目睹董草军队对人民的烧杀抢掠，残暴万状： 卓（董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中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董卓部队多有羌、胡族的士兵）。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新截无子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指函谷关)，迫（远）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记董草军的暴行：“尝遣军到阳城，时适值二月社（祭神赛会的活动），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洛阳），云攻贼大获。”这里所写董卓军队洗劫城野、杀人如麻的情形，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 蔡琰到南匈奴后，身居边地，远念家乡。诗中写道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16 ==========第120页========== 她远离故乡儿千里，父母生死不明，每次听到有客人从家乡来，心里非常高兴，很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关的消息，但是迎出去一问，却并不是同乡的人，这使她非常失望。短短的 三十个字，就把她那怀念故乡的心情，写得这样真切动人。 蔡琰留在南匈奴十二年，生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派人将她赎回，这时她爱乡国与爱儿子的感情发生矛盾，心中极度痛苦，诗中写道： 提逅微时愿，骨肉来迎已。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侧，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出发）复回疑。 家乡是要回去，但这样又要和亲生的儿子永远分离，去留之间，使她内心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与痛苦。这种母子临别时的情景，写来是十分逼真的。 作者回家的时候，正逢到战后一片荒凉，白骨蔽野，豺狼号叫，家人亲戚连一个也不存。她处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几乎不想再活，经过了旁人的劝告宽慰，才决定勉强活下去。结尾处讲到她再嫁给董祀，应当自己勉励自已，才木致为人所抛弃。全诗通过诗人个人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汉末军阀混战中人民所受到的深重灾难，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悲愤诗》是一首长达五百四十字的优秀叙事诗，它的艺 117 ==========第121页========== 术成就是较高的。先秦时期，《诗经》中的《国风》儿乎没有什么叙事诗，《楚辞·九歌》也是抒情诗。到了汉代乐府民歌中就有不少叙事诗，如《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等是用自我描述的形式（即用第一人称）来叙事的，《孔雀东南飞》是当时最成熟的长篇叙事诗。《悲愤诗》是文人创作的叙事诗中较好的作品。首先，它篇幅之长，叙事的生动，在当时文人诗中是很少见的。其次是细节描写的真实与心理刻划的深切，上面所引几个细节，可以证明这一点。再次是由于作者身经离乱，备尝苦辛，在风格上和一般文人诗的和平雅正之音大不相同，它是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指斥与内心痛苦的坦率暴露，甚至违背儒家“敬天”、“保身”的传统，责备苍天，痛不欲生：“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北宋保守派文人苏轼，对此诗大为不满，说：“建安七子犹含蓄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仇池笔记·拟作》)苏轼用儒家观点贬抑此诗，认为建安七子是男子，他们的诗尚且注意含蓄不露，蔡琰是个女子，写诗怎么可以这样坦率暴露呢？苏轼的话，恰好反而说明这首诗能够冲破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束缚，是一篇很好的作品。 118 ==========第122页========== w 第七章曹操和魏晋南北朝诗文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一589年），是我国南方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和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自曹不称帝到陈亡于隋，共三百多年时间。 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年间（公元190一220年），是中国社会历史上一次由分裂趋向统一的转折时期。汉末黄巾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接着军阀长期混战，使广大人民受到极其深重的灾难。赤壁之战后，形成了魏、蜀、吴 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的统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奉行法家路线，打击篆强势力。建安时期文学相当繁荣，有所谓“三曹”（曹操及其二子不、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踽、应携、刘桢)。但这些人的思想面貌与文学成就并不是一致的。僻如“三曹”中的曹丕、曹植，特别是曹植，过去被捧得比曹操还高，其实他们的诗文都不及曹操。“七子”中的孔融是反动儒生，他反对法治，为曹操所杀，王粲则较有成就，如他的《七哀诗》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句子，这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经过长期战乱的社会现实。 魏末正始年闻（公元240一249年），魏国政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司马氏手里（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师、昭）。司马氏父子为了剪灭异己，夺取政权，对魏国宗室和一些文人实行残醋的屠杀，一时造成了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公元二六五年晋武帝 119 ==========第123页========== (司马昭的儿子炎)代魏称帝，至公元二八○年灭吴后，中国得到暂时的统一。但是两晋政权及自后的南北朝政权大都是建筑在士族大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这是造成三百多年长期分裂和战乱的根本原因。这个时期在政治、经济上是门阀土族的操纵和垄断，在思想上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在文学上则是专讲词藻、对偶、声律的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但这个时期思想战线上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文学战线上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也没有停止过。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作家除曹操、阮籍、嵇康、陶渊明以外，还有左思、刘琨、鲍照、谢跳、郦道元、庚信等。左思的《咏史八首》，站在庶族地主立场上揭露门阀士族的罪恶统治。刘琨的《扶风歌沁答卢湛》诗，反映了他坚持抗敌的壮志和有志难酬的悲愤。鲍照出身庶族地主，他的作品表现了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瓜步山揭文》里发出“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的感叹，这是对当时门阀制度的批判。谢跳主要写山水诗，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的名句。郦道元的《水经注》描写长江 三峡的一段文字很出色：“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中午）夜分（夜半），不见曦月。”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至于这个时期的小说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于宝的《搜神记》，这在以后还要谈到。 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评介的是：建安时期的曹操，正始时期的阮籍、嵇康和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民歌。 120 ==========第124页========== 第一节曹操 曹操（公元155一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亳，b6,读“驳”)人。他出身低微。二十岁起做过一些小官。黄巾起义时，他以骑都尉的军职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军。后来他又加入讨伐大军阀堇卓的联军。'公元一九○年，他收编了青州黄巾军三十余万后，便以兖(yǎn,读演)州洲为根据地，逐鹿中原，逐个消灭军阀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是个著名的法家，他推行法治路线，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鲁迅说：“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对历来那些把曹操歪曲为“乱世之奸雄”、“乱臣贼子”的儒家，实在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曹操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很重视文艺，利用它来为法家路线服务。他自已一反儒家旧思想、旧文风，写出了许多慷慨悲凉、清峻通脱的诗文，成为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东汉未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阵地为当时的儒家所控制，曹操对那些无耻的儒生和腐朽的文风开展了斗争。他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文学事业中破旧立新，繁荣了建安时代的文学，开创了“建安文学”的一代新风。 曹操的诗歌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它内容充实，观点鲜明，诗句形象生动，刚健有力，颇具特色。 121 ==========第125页========== 《步出夏门行》里的《龟虽寿》是曹操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栖，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这诗先对“神物”进行大胆否定，提出神龟虽能长寿，腾蛇虽能升天，但终究逃脱不了新陈代谢这个自然规律。中间“老骥伏枥”四句，是全诗的中心部分，反映了诗人强调人的决定因素，奋发有为，老当益壮的思想。当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但他还是“志在千里”，“壮心不已”，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新的斗争，以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后面四句是说，人的寿命长短、事业成败，主要是在人为，而不是在天，这是对儒家“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反动谬论的批判。通篇强调事在人为，老当益壮，反映了法家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步出夏门行》里的《观沧海》也是一首具有独特风格的佳作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時。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诗中描写了作者在率兵北征乌桓、袁氏联军的征途中，登临碣石山时看到的一幅波涛汹涌、气势壮阔的大海图景。此诗气魄雄伟，想象丰富，不仅描绘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更重要的是，诗人寓情于景，吐露自己立志改革社会，叱咤风云的胸122 ==========第126页========== 怀，抒发他决心消除边患、统一祖国的壮志。通过这首诗，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曹操当年跃马扬鞭，驰骋天下的形象。 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主席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曹操及《观沧海》这首诗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当时军阀混战，国家分裂，广大人民苦难深重，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曹操看到这种社会现实，竭力要求变革，实行法治统一天下，因此在东临碣石山时，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社会制度和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是空前团结和统一的，人间充满了明媚的阳光，当时黑暗、分裂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曹操的诗歌又善于使用乐府旧题，反映当时的现实和抒发个人的感概。他以旧曲作新章，使作品既具有民歌的色彩，又富有新意。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中叙述了东汉末年关东州那各地军阀，在讨伐董卓时 123 ==========第127页========== “军合力不齐”，后来又互相混战的情况。“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尖锐地揭露了反动军阀们自私、凶残的丑恶本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混成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诗中反映了曹操急于早日结束军阀混战，以统一天下的思想感情。《蒿里行》原是古代送葬用的挽歌，曹操以古题写时事，抒发个人的愤慨，这对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曹操还作过一首著名的四言诗《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九何？如朝落，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诗中抒发了曹操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思想感情。其中有叹惜人生的短暂、对贤才的思慕，以及希望早日得到贤才帮助他建功立业的意思。曹操借用了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他渴望求得贤才跟他一道建立功业。这首诗反映了法家用人唯贤的思想。开头两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则表现了曹操的消极情绪，反映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为历代许多剥削阶级及其文人所欣赏。 124 p..: ==========第128页========== 曹操不但诗歌很有成就，文章也很有特色。他的文章思想上被除了儒家的传统规念，形式上扫除典雅的风气。鲁迅称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这评价完全正确。鲁迅指出曹操的文风是“清峻”、“通脱”。清峻，就是“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文章这种清峻、通脱的特点，是他反对旧传统、提倡革新的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所决定的。他的文章有力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对两汉以来“经明行修”的儒家仕进标准，他反其道而行之。如《置屯田令》：“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意思是说，要建立巩固的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和足够的粮食。秦国人因为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所以统一了天下，汉武帝因为实行屯田制度，从而巩固了西域疆土。这是前代治国的好办法。曹操通过文章歌颂了商鞅关于“奖励耕战”的法家政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突出了“强兵足食”对治理国家的重大意义，为他推行屯田制提供了理论根据。全文言简意明，是清峻、通脱的好文章。他的另一篇《举贤勿拘品行令》在清竣方面尤有特色。文章列举了许多法家优秀人物，如管种、萧何、陈平、吴起，他们原先地位低贱，受儒家的排挤，被儒家鄙视为不仁不孝的无用之辈，然而在受到法家的重用以后，对国家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必须按照法家任人唯贤的路线，选拔、任用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与重“仁”“孝”的儒家用人路线，是针锋相对的。 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显著的。他的诗文对当时和后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唐代许多诗人赞赏建安文学，以建安诗歌作为他们学习的重要榜样。诗人李白在《古风》第 125 ==========第129页========== 一首中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在《宣城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中又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以提倡“建安风骨”来反对六朝文学的绮丽习气，从而开拓出唐代诗歌的新风。然而梁代的钟嵘在《诗品》中却把曹操的作品列为“下品”，这完全是出自儒家的偏见，是按照儒家的标准而评定的。今天，我们在评法批儒运动中，不仅在政治上要为曹操翻案，在文学上也应该充分肯定他的成就，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当然，曹操毕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是为维护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在他的诗文中还有儒家思想的残余，如《修学令》中说：“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秋胡行》（其二）诗中说“仁义为名，礼乐为荣”等。有些诗文反映了他那种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剥削阶级世界观，还有一些写游仙、追求长生的作品，流露出剥削阶级的消极思想。因此，对曹操和他的诗文，我们也应当一分为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批判。 第二节阮籍、嵇康和陶渊明 曹魏政权开始时在政治上代表庶族地主，打击豪强势力，但到魏末正始时期，已经转到门阀士族一边去了。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想是门阀制度的产物，对文学创作也产生很坏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论正始诗文，以阮籍、嵇康二人为代表，这是有见地的。 阮籍（公元210一263年)，字雨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 126. ==========第130页========== 人。他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踽的儿子，做过步兵校尉，所以被称为远步兵。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佯狂纵酒，“口不臧否人物”（不说别人的好环），借以避祸。他实际上是不满意司马氏政治集团的，不过他曾经为郑冲写了劝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书，这虽出于被迫，但毕竟表现了他的软弱性。 《咏怀诗》八十二首是阮籍的代表作。这些诗不是一时之作，但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在这些诗里，“灼灼西聩（颓）日，余光照我衣”，反映了魏室衰微、末日将临的环境。这时司马氏父子大权在握，杀戮异已，手段阴险毒辣，“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这就是阮籍和当时一般文人的处境。作者表示对司马氏政治势力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鹊飞”，这是说他宁处下位，不愿尊显，甚至想隐居避世，借以远祸全身。诗中虽对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残暴、黑暗有所揭露，但是流露出英雄失路的孤独感，其思想情调是感伤颓废的，必须进行分析批判。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表现了反儒倾向，很值得一提。文中把那些礼法之士，比之为藏在人的裤子坏絮深缝中的虱子， ·一旦大火烧城，群虱只能与人同归于尽。这里作者不但嘲笑了那些“君子”们卑鄱龌龊的行径，而且揭露了他们和他们的主子门阀士族地主都注定免不了灭亡的命运，这种文笔是很尖锐、辛辣的。本文还进一步触及封建政治制度，提出了无君的思想，这和稍后的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的“虽有父子无君臣”，彼此是一脉相承的。此文认为君臣制度的建立是社会祸害的根源，“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文中对君臣制度的揭露，联系时代背景来看，可以说是对当时祸乱相寻、毒害人民的门阀士族统治的 127 ==========第131页========== 揭发与批判。 嵇康（公元223一262年），字叔夜，谯国铚(zhi,读“质”，今安徽宿县西)人。史传说他少孤家贫，可见他不属于士族地主。他曾任魏中散大夫，和曹魏皇室有姻戚和乡里的关系。当时司马氏父子宣扬“名教”，作为他们阴谋篡权的工具，嵇康曾用“自然”来反对他们的“名教”。山涛为司马昭推荐嵇康出来做官，嵇康写信和他绝交，信中并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鲁迅曾经指出：“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影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误记，应作“昭”）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嵇康死时年仪四十。著有《嵇康集》。鲁迅曾加以校定。 嵇康的诗文表现了他反抗现实、揭露现实的精神。他善写四言诗，继承、发展了四言诗的优良传统。如他在狱中所作的《幽愤诗》，写他“托好老庄”，“抗心希古”，也就是崇尚自然、愤世嫉俗的思想，特别是“显明臧否（明显地区分好坏）”的“狭窄”心理与顽疏性格，表现出他的愤激情绪和反抗思想。 嵇康的散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有对司马氏残暴统治的揭露与抨击，如《太师箴》：“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背为天下，今为一身。”有对儒家所谓“圣贤”、“六经”、“仁义”的否定，除了上引“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外，还有如“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等话，这是针对当时士族地主宣扬“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等谬论而发的(《难自然好学论》)。还有对当时束缚个性的礼法的 128 ==========第132页========== 强烈反抗，如《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七不堪”，主要是受不了官场的束缚、酬应，不能过自由的行吟、游钓的生活等。“二甚不可”，一是“每非汤武面薄周孔”，二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以上这些都表现了嵇康作品的进步的思想内容。 不过，阮籍、嵇康的作品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他们反对“名教”，主要是反对司马氏假宣扬“名教”之名，而实行夺权之实，他们的反名教是不彻底的。而作品中所反映的那些颓废虚无、懒散不羁、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等思想，也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陶渊明（公元365一427年），是东晋时著名诗人，他的作品和当时其他诗人比，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其独特之处，给后世影响很大。但旧说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说他是超脱于政治的“田园诗人”，甚至说“正因为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这种说法是片面的。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又说：“被论客攒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即刑天）舞千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因此论述陶渊明的作品，应该顾及全人以及其作品的全部。 陶渊明生活在门阀制度长期统治的东晋社会，论他的经 129 i,，。・。：。品るん：b』 ==========第133页========== 济条件和政治地位，应属于庶族地主，这就决定了他与士族大地主之间有着矛盾。他年轻时也曾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在门阀士族垄断一切的晋代，他是不可能获得重要官职来实现他那宏大的志愿的。陶渊明家境比较贫因，从二十九岁起，曾断断续续地做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官职。当时官场十分黑暗腐，他总是感到耽不下去，因此产生隐而仕、仕而隐的矛盾。四十一岁时他下了决心，辞去彭泽令，从此归隐躬耕，不再出仕了。 陶渊明的作品，以诗歌为主。他的诗现存一百二十多首，文只有十多篇。他写了大量的田园诗，如《归园田居》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把卑鄙龌龊的官场比作“尘网”、“樊笼”，把投身其中比作“羁鸟”、“池鱼”，把离去官场、返归田园比作冲出“樊笼”，重返“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士族大地主统治下黑暗现实的不满，对归隐后不受拘束的田园生活的赞美。与陶渊明同时，有不少诗人，他们热中仕进，甚至对达官贵人当路“望尘而拜”，但在作品中却装出轻视名利、心情恬淡的样子；而陶渊明从四十一岁起，真的隐居不再出仕了。二者比较起来，是颇有区别的。而且陶渊明在归隐期间还参加了一定的农业劳动，如种豆、锄草之类，因此他能以切身的感受写出“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田家劳动的艰苦和饥寒交困的生活状况。这样的诗不是一般隐逸诗人所能写得出来的。 130 ==========第134页========== 陶渊明归隐之后，并未忘怀世事。他在“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的心情下，在隐居躬耕尚不免“饥且寒”的情况下，展开了幻想，写出了有名的《桃花源诗并记》，叙述了他的政治理想。其中“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表现了作者对门阀大地主的横征暴敛的不满。“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则幻想有一个人人劳动，自耕自食，过着和平安乐生活的理想社会，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士族大地主集团统治下动乱、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厌弃和不满。 但是，陶渊明头脑里这种“世外桃源”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列宁指出：“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童话。”(《两种乌托邦》)而且，这篇作品写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东晋末年。当时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曾两次经过陶渊明的家乡。在阶级斗争如此激烈的时候，《桃花源诗并记》却宣扬复古倒退的思想，幻想有“世外桃源”，这是会起着麻痹人民思想、瓦解人民斗志的作用的。时至今，日，这样的思想就更加显得落后反动了。 除了田园诗外，陶渊明还有不少抒写个人“怀才不遇”的作品。《感士不遇赋》并序可以作为代表。文中说，处在那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时代，他深感到自己“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感叹“何死生之苦辛！”真是悲慨万端。这是他作品内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的饮酒诗，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一方面的。陶渊明也饮酒，但他跟魏晋一般上族文人的整日放荡纵酒有所不同。梁代的萧统就曾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 131 ==========第135页========== 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陶渊明集序》)。有名的《饮酒》二十首，主要并不写酒，而是怀古伤今，抒写他的贫困生活与不平情绪。在《赠羊长史》一诗中，诗人曾流露出对恢复中原的喜悦。“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当时刘裕灭了后秦，驻兵关中，陶渊明表示也想到中原去看看。对中国统一的关心，表现了他具有一定的爱国热情。 陶渊明诗文中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消极思想，给后世以很坏的影响。象被过去论客啧啧赞赏的“采菊东篱下”一首，就表现了逃避现实、随遇而安的态度。他还宣扬乐天知命、及时行乐的思想。“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这是在散布一切由天命安排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北宋尊儒反法的文人苏轼，很欣赏陶渊明的诗歌，甚至尽和陶诗，这是由于陶渊明作品中恩想的消极方面引起了他的共鸣。这些，我们应该加以批判。 陶渊明在艺术上有独特的成就，元好问曾称赞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陶渊明生活在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东晋时代，这是在继“淡而无味”的玄言诗流行之后，“模山范水”的山水诗又流行的时候。当时那些诗歌，内容十分贫乏，但“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专门在词藻、对仗方面用工夫。而陶渊明能摆脱那种“华而不实”的诗风，表现出清新、朴素、自然的语言与风格。从这方面看，他是有一定的创新精神的。今天我们在阅读陶渊明作品时，一方面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对他作品中那些消极的思想应当加以严肃批判。 132 ==========第136页========== 第三节南北朝民歌 南北朝民歌是继周代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出现的又一批民间作品。在当时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情况下，这批民歌显得特别宝贵。 南北朝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统治阶级争权夺利，互相混战。南朝（公元420一589年）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就换了四个朝代，而北朝（公元386一581年）则更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状态，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由于南北朝的长期对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的不同，南北朝民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一般说来，前者比较温柔委婉，后者则显得质朴刚健。 南朝民歌大部分都收集在《清商曲辞》的《吴声》和《西曲》中，现存约五百多首，其中虽有一些封建文人窜入的拟作，但大部分还是民歌。南朝统治阶级非常腐朽，整天沉迷声色。当时的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大作浮艳的宫体诗；同时，从他们的阶级趣味出发，舍弃了那些富有革命反抗精神的民歌，着重保存那些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这就是今存南朝民歌基本上都是情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今存南朝民歌中，有一些作品比较具有社会意义。如反映南方人民采桑劳动的《采桑度》： 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 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采桑度》其一) 33 ==========第137页========== 采桑盛阳下，绿叶何翩翩。 攀条上树表，牵坏紫罗裙。(《采桑度》其六) 这两首民歌，前一首描写了采桑少女在阳春三月一面采桑一面歌唱的劳动情景，后一首则写了她们在“盛阳”下攀树采桑的具体情况。两首民歌写出了采桑少女们无论是明媚的春天还是炎热的夏天，在劳动中洋溢着欢乐的情绪，反映了她们热爱劳动、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 南朝的商业经济很繁荣，而《吴声》、《西曲》又大多产生于当时沿江一带的大城市，因此，对滴人旅客的生活和水行风光也有较多的描写。如： 驰风何曜曜，帆上牛渚现。 帆作撒（同“伞”）子张，船如侣马驰。（欢闻变歌） 布帆百余福，环环在江津。(《石城乐) 布帆象伞一样张开来，船儿象马一样在水上奔驰，许许多多的船帆，一圈圈地把江津码头围了起来。这确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南方水行图，艺术描写上是很出色的。 南朝民歌儿乎都以五言四句为主，杂体不多，其诗好用双关语，如《子夜歌》：“黄蘗(bò，读“柏)郁成林，当奈苦心多”。“苦心”二字表面是讲苦木黄蘗，实际是指思念之苦。最常见的双关语有“莲”与“怜”、“丝”与“思”等。南朝民歌大多清丽婉转，《吴曲》中《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可爱)；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实不只《子夜歌》，今存许多 134 ==========第138页========== 南朝民歌几乎都具有这种风格。 同样是民歌，在北朝却又表现出另一种风格和情调。在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上，北朝民歌比南朝民歌更为广泛、深刻。 战争频繁，是北朝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当时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统治集团为了争权夺利，不断发动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此，对不义战争的揭露和控诉，就成了北朝民歌的重要内容之一： 公死姥更嫁，孤儿甚可怜。(&琅穿王歌) 男儿可冷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 从这些民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人民苦于战争的悲惨景象。 统治阶级的长期混战，必然使生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因此，广大人民痛苦的流浪生活和渴望统一、回归故里的迫切心情，也成了北朝民歌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之一。今存的下面 三首《陇头歌》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e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遥望秦川川”就是遥望故乡的意思。故乡的土地战烟弥漫，铁蹄蹂躏，有家归不得，却只能孤零地“飘然旷野”，“朝发欣 135 る： ==========第139页========== 城，暮宿陇头”，忍饥受寒，过着流浪生活，怎不叫人“心肝断绝”1 长期的离乱生活和受压迫受剥的悲惨处境，使人民发出了这祥的声音：“雨雪霏霏雀劳利（鸟雀喧叫声），长嘴饱满短嘴饥”(《雀劳利歌》)。这里“长嘴”指剥削阶级，“短嘴”指劳动人民，通过形象的比喻，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阶级压迫和剥削造成贫富对立的现实。 北朝人民不仅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同时也歌唱了自已的劳动生活，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在这方面，《敕勒歌》是一首很优秀的作品。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这是一首从鲜卑语翻译来的少数民族民歌。它以粗犷的笔触和夸张的手法，勾勒出了一幅北方草原的壮美图景。天象一座圆顶的大屋子，把无边无际的草原都笼盖起来了；蓝蓝的天空，茫茫的原野，风儿吹低茂盛的野草，显现出成群的牛羊，这既表现了我国北方大地的辽阔富绕，又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宽广胸怀。这种豪放质朴，雄健爽朗的风格，是跟纤丽婉约的南方民歌迥然不同的。 南北朝民歌一般都是篇幅短小的抒情诗。这种诗的体裁，为后代的抒情小诗开擗了一条新道路，对唐代盛行的五、七言绝句，也具有一定影响。 南北朝民歌也有长篇的叙事诗，如北朝民歌中的《木兰诗》，就是一篇干古传的名作。这首诗以饱满的热情和明朗 36 ==========第140页========== 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青年女英雄形象。 木兰是个勤劳的青年女子，每天都在“唧唧复唧卿”的机声里当户织布。一旦战事发生，出于对国家和年老父亲的关心，她毅然女扮男装，跨上战马，代父从军，去守卫边疆。“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充分表现了木兰出生入死，奋战疆场的英雄气概。当“朔气传金柝(tuò，读“睡”，军中打更的用具)，寒光照铁衣”的十年征战生活结束后，屡立战功的木兰却明确表示：“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不求高官厚禄，轻视功名富贵，褐望与家人团聚，仍然去过昔日那种简朴的劳动生活，这正是普通劳动女子的思想感情。 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女子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在我国古代文人诗歌中出现的姆女形象，多半是伤春悲秋的女子，或是浓装艳抹的贵妇，或是受尽凌辱的下层女子，而《木兰诗》里木兰的形象，却凝聚了古代劳动女子的智慧和力量，诗中着重表彰了她的尚武精神，这在文学史上是很罕见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实际上也是对孔老二“男尊女卑”观念的一种有力批判。 《木兰诗》语言朴素自然，节奏明快，其反复吟咏、排比烘托的手法御诙谐城趣的比喻，都充分体现了民间创作的特色。面木兰这个青年女英雄，千百年来也深受人民喜爱，被谱曲弹唱，绘入图画，搬上舞台，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木兰诗》不愧为我国古代民歌宝库中一颗闪亮的明珠。 37 ==========第141页========== 第八章李 白 唐王朝（公元618一907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最繁荣强盛的朝代之一，它是窃取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前期，太宗（李世民）、武后（武刚天）都奉行法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因此生产发展，国家统 一，社会安定，并且产生了一个相当活跃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群。这条法家路线的余威一直延续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公元713一741年），出现了所渭“开元之治”。但由于玄宗重用宦官和权奸，逐步复辟儒家路线，阶级矛盾不断加深。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河南一地就有三个县出现了农民吃观音土的惨景（牛肃《纪闻》）。这条儒家路线还导致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局面。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终于爆发了为害极大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后来叛孔虽然平定，但唐王朝却从此一蹶不振，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甘益严重，连皇帝的废立、生杀都操在宦官手里。而受害最深的则是劳动人民。他们被迫逃亡，奋起造反，病入膏育的唐王朝终于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 唐代文学是当代政治经济在文化上的反映。诗歌在当时最为繁荣，从作家作品来看，据《全唐诗》所录，诗篇近五万首，诗人有二千三百多个，我们在后面要讲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是其中较重要的代138 ==========第142页========== 表作家。从流派风格来看，仅就盛唐时期说，除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外，还有反映边塞风光与战斗豪情的边塞诗派，如高适、岑参等；有描绘自然景色和田园风光的山水田园诗派，如孟浩然、王维等，不过这类诗也常流露出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从诗歌的体裁来看，唐代诗人对五七言的形式，有很大的发展与创造。如五七言古体，唐以前就已经有了，但到唐代，篇幅大大加长，内容和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唐以前的五七言诗以抒情诗为多，这时则出现了不少叙事诗。唐代七言古诗的普遍写作，更是前所未有。此外，近体诗基本上也是在唐代创造完成的。唐代这些律诗绝句特别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古典诗歌能看、能唱的特点，它们句式整齐，平仄（上、去、入属八声)协调，韵律和谐，语言精炼，有高度的节奏感和音乐性。总之，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作家多，作晶多，风格流派多，确是呈现方紫千红、百花齐放的奇观。 散文在唐代也颇为发达，它逐渐摆脱了六割骈帼的文风，而趋向单句散行，成为能较好地议论、抒情、叙事的一种文体。中唐时期展开的古文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散文的发展。所谓古文是和骈文对立的，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反对魏晋齐梁以来专讲排偶、用典、辞藻、声律的骈文，提倡先秦两汉的句式长短不齐，多用虚字，较为接近当时口语的古文。古文运动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等，但他们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韩愈以古文宣扬儒学，是运动的右翼，柳宗元、刘禹锡以古文宣传法家思想，是运动的左冀。 此外，唐代产生的传奇小说，是小说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个新阶段，中唐以后逐渐流行起来的词，是一种完全可以合乐歌 139 ==========第143页========== 唱的新诗体，这一些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唐代也产生过一批民间文学作品，如敦煌石窟发现的文献中就有一首题为《十二时》的民间歌曲：“使府君，食香糗(qǔ，读如求)。须念樵农住山薮。得劳忍苦自耕耘，美饭不曾沾一口。”反映了社会上贫富不均和劳动人民的穷困生活。在唐代文学中，我们着重评介的是诗歌和散文。 在唐代诗歌中，我们首先要讲到的是李白。他不但具有很突出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而且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而起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一756年)，正是过去史学家称为“盛唐”，实际上是唐玄宗逐渐复辟儒家路线的时期。李白起初对唐王朝抱有幻想和希望，但是玄宗的儒家路线和反动权贵势力却与他的法家思想和浪漫主义精神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反抗儒家的传统观念，抨击腐朽反动的上层统洽集团，追求光明与自由，这就是李白诗歌主要的精神特征。因此，李白在当时就落得“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死后更遭到所代崇儒文人的贬抑。中唐元稹等人开创的“扬杜排李”论，流毒很久。我们今天必须把这个案翻过来。 第一节李自的生平 李白（公元701一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土，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于安西都护府所属的碎叶城（位于中亚巴尔喀什湖之南，碎叶河畔)，五岁时才随父李客迁居于广汉郡（今四川彰明县）。跟杜甫等人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自幼熟读儒家经典的情况有所不同，李白的父亲是富商面不是官 140 ==========第144页========== 僚地主，李白从小所受的教育也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他自己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镝》)，还说：“十五游神仙”(《感兴》)，“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这都表明李白学习的范围很广，没有陷入尊孔读经的牢笼。据说李白少年时在眉州象耳山读书，弃学下山，经过小河旁，见一老妇人磨铁杵，李白问磨它何用，老妇人说，磨成针。李白听了很受感动，于是回山认真读书，终于完成学业。这就是民间相传的“铁杵磨针”的故事(《方舆胜览》)。可见劳动人民对于少年李白也有很大影响。 李白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是一个“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进步人物。他二十五岁时结束蜀中生活，“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了以安陆（在今湖北）为中心的十六年漫游生活。在这期间，李白游览了许多名山胜水，接触到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各方面人物，诗名也越来越大。由于道士吴筠等人的推荐，李白终于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被召入京，供奉翰林。但唐玄宗不过是想把他叫来充当御用文人和清客帮闲而已，于是怀抱“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大志的李白，便同玄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民间传说中的“龙巾轼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等故事，杜甫诗歌中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实际上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结果，李白遭到玄宗厌弃，终于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春被迫离开长安。 李白在长安生活过一个时期，这使他认识到那是一个“群 i41 ==========第145页========== 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三十七)的地方。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碎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并且写下了一系列把矛头直指玄宗集团的政治诗和政治抒情诗。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诗人有时烦闷异常：“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之一)；有时大声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之二)；有时愤慨宣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诗句生动反映了玄宗集团的反动势力是多么沉重地压在诗人的身上，以及诗人在这样的压抑之下是多么痛苦面又不屈。李白曾结识当时在唐朝做闲官的日本友人朝衡。当他听说朝衡在归国途中覆舟遇难时，曾作《哭晁卿衡》一诗表示哀悼：“甘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绝句境界开阔，情长谊深，表明中日人民之间早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 “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雄》)。李白离开长安后，开始以开封为中心的第二次漫游。离京不久就在洛阳和杜甫相遇，两位大诗人一见如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友情非常亲密。此后李白先后到过江南江北许多地方，一面结友交游，一面继续写诗。“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可见这段时间有些旧友跟他疏远了，使他对炎凉世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时期，他十分关心国家政事，写下了不少忧心时局、批判反动统治集团的诗篇。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李白“窜身南国避胡尘”(《猛虎行》)，避居于庐山。第二年，永王李璘（玄 142 ==========第146页========== 宗次子、肃宗之弟)领兵去讨伐安史叛军，邀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可是肃宗李亨却以为他弟弟李璘是想借此扩张势力，夺取帝位，便起兵把李璘打败、杀害了。李白也为此被捕入、狱，经人营救，流放于夜郎（在今贵州），后来中途遇赦，复游金陵、宣城等地，仍旧关心国家大事。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李光弼出征临淮，讨伐安史残余势力，六十一岁的李白决计从军，但行至金陵，因病而中止。岁暮，诗人带病赴当涂，投奔族叔县令李阳冰，次年十一月即病卒于当涂。作品多半散失，仅存十分之一，被编为《李太白诗文集》传世，共三十六卷，存诗约一于首。 第二节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 如前所述，李白的法家思想和浪漫主义精神与唐玄宗儒家路线和反动权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的许多诗歌正反映了这样的矛盾。李白诗歌进步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儿个方面。 一、尊法反儒，薄古厚今唐玄宗为了复擗儒家路线，亲自祭孔朝“圣”，封孔丘为“文宣王”，为《孝经》写序作注，一手刮起了唐代的尊孔妖风。但李白却反其道而行之，对玄宗所吹捧崇敬的“文宣王”直呼其名，非常蔑视。他说：“我本楚狂人，凤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对儒家所标榜的尧舜之世也抱着轻视态度，说“尧舜之世不足惊”(《怀仙歌》)。孔丘对周公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把自己杀害少正卯与周公诛其弟弟管叔蔡叔相提并论（见《荀子·宥坐》），然而李白对诛管蔡一事却抱讽刺态度，说“周公称大圣，管蔡宁相容”(《箜篌谣》)。认为周 143 in・：：5。 ==========第147页========== 公为了争权夺利，竟杀害了自已的兄弟。这些都表现了他敢于批判儒家和旧传统的精神。 李白还公开表示：“余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寄王宋城》)；“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赠何七判官浩》)。他对儒家的讽刺与批判更集中地表现在著名的《嘲鲁儒》中：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袭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鲁地是儒家势力最顽固的地方。在玄宗尊孔崇儒的当时，李白这篇抨击鲁儒的作品是很有针对性的。诗歌的前八句通过人物形象的描述，揭露鲁儒的迂腐无知和装腔作势的丑态，使人感到可笑可憎，很容易联想起他们的祖师爷孔老二。后六句赞赏李斯和叔孙通，很批鲁儒的无知无用。李斯是焚书坑儒的倡议人，叔孙通是儒家的叛逆，曾为刘邦制定朝仪，痛斥不肯跟他去做这个工作的儒生是不知时变的鄙儒，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也起过积极作用。李白通过赞扬李斯和叔孙通来批判鲁儒，战斗性是很强的。此外，李白在《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中说：“下愚忽（轻视）壮士，未可论穷通。”汶上翁就是鲁儒，“壮士”是李白自称。孔丘普说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李白却反过来直斥鲁儒汶上翁之流才是“下愚”，这也表现了李白的反儒思想。 李白在作品中多次提到李斯。他曾说：“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门，钓周猎秦安黎元”(《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 144 ==========第148页========== 垣》)。又说.“傅悦板筑臣，李斯鹰犬人（猎户）。飚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诗人赞扬李斯和缚悦、吕望一样，出身卑微，崛起民间，终于做了救国安民的事业。这和屈原在《离骚》里攒扬傅悦、吕望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对唐玄宗用人唯亲的儒家路线的批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对于大法家秦始皇和刘邦都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他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之三)。又说刘邦“此咤入关中，…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这两位大法家的英雄形象和历史功绩都砾然纸上。 阮籍在参观广武古战场时，曾对刘邦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的议论。李白在《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诗中批评说：“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认为阮籍根本不懂得刘邦的历史作用。三国时的祢衡对曹操狂妄无礼，李白也批评说：“魏帝营八极，蚁视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认为在大法家曹操的眼里，祢衡只不过是一只滟小的蚂蚁。李白对屈原非常尊敬，他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又说“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高名”(《古风》其十 三)。指出屈原的作品与日月并明，千秋不朽，而反对变革的楚怀王却事败身死，其亭台楼阁只剩下一片荒丘。这些尊法反儒的评论都是很有见识的。 李白早年曾大声疾呼：“丈夫未可轻年少”(《上李邕》)。他晚年还热情赞扬了唐代少年草书家怀素。一九七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将一本《怀素自叙帖真迹》影印本赠送给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这位少年草书家确实是值得我们自衰的。 145 ==========第149页========== 李白在《草书歌行》中说：“少年上人（和尚）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张颠（张旭）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攒扬青年可以胜过老年，这跟孔丘“信而好古”、颂古非今的反动思想是针锋相对的。此诗作于流放赦归的当年，诗人已经年近六 十，饱经忧患，尚能坚持此进步的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据权德舆作的《韦渠牟诗集序》记载，李白在这一年还曾经向学习写诗的十：一岁孩子韦渠牟传授“古乐府之学”，可见他对诗坛新苗也是热情关怀的。 二、抨击权贵，针砭时政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唐王朝虽然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繁盛，实际上已经相当虚弱了，而玄宗集团却依然骄奢淫逸，穷兵黩武，非常腐朽反动。李白对这种情况有敏锐的观察，并且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例如《古风》第 四十六首：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 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望，蹴湖(cùjū，读“{促居”，踢球)瑶台边。举动摇日月，指挥回青天…。 一百多年的大唐帝国仍旧保特着太宗武后时期的外表，但是当政的玄宗集团只知斗鸡踢球，倒行逆施，李唐王朝守业无人，赫然国容已经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这首古风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唐王朝反动权贵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可耻角色和所起的反动作用。在《古风》第十八首中，诗人对权贵们的骄奢淫逸作了进一步的揭露：“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行人皆辟易，志气横嵩丘。入门上高堂，列鼎错珍羞（鼎，食器，错， 146 ==========第150页========== 杂陈，羞，美味)。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这简直就是玄宗集团的一幅荒淫奢侈的“行乐图”，它对这个反动集团的腐朽生活描写得多么真实形象。在李白的诗歌中，最能从社会的角度揭露玄宗集困复辟儒家路线的代表作，还要算《古风》第二十 四首：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宦官）多黄金，连云开甲宅（高楼大厦）。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chùti,读“触涕”，戒惧)。世无洗耳翁，准知尧与跖！ 唐玄宗用人唯亲，一上台就重用宦官高力士，种下了中晚唐宦官专权的祸根。在玄宗的宠幸之下，宦官的势力极大，气焰熏天，长安郊区的头等住宅和名园良田为宦官所占者竟达 一半。唐肃宗（李亨）做太子时还称高力土为“二兄”，诸玉公主都呼高力士为“阿翁”。玄宗及王侯贵族喜欢斗鸡取乐，许多擅长斗鸡的人也都因此而得官，致使当时流行这样的歌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本篇就是以这些怪事为题材的。诗人选择长安大道这一特定地点，描写这些人的豪华生活和嚣张气焰，揭露得非常有力。结尾把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作为恶人的典型，则是受了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李白曾经热烈歌颂汉唐历史上的正义战争，但是对于玄宗集团的穷兵黩武却非常愤慨。天宝八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拔石堡城，擒吐蕃四百人，唐兵死者数万。李白在次年所写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加以批判：“君不能狸膏金距 147 ==========第151页========== 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狸膏金距”是指当时斗鸡的办法。因为狸能捕鸡，所以有人把狸膏涂在鸡头上，使对方的鸡闻到狸的气味而胆怯。金巨是装在鸡爪上的金属物，使更锋利。“鼻息吹虹霓”是形容那些因斗鸡而获笼的人得意器张的样子。李白在这里把“西屠石城取紫袍”的哥舒瀚跟那些斗鸡之徒相提并论，痛加讥刺。 天宝十年和十三年，玄宗集团连续两次发动征南诏（云南)的战争，募兵不得，杨国忠便派遣御使分道捕人，押送入军，弄得哭声震野。由于缺乏粮饷，屡遭瘴疫，单是死在路上的便已十达八九。总计前后两次出征，“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杨国忠一手遮天，竟“以捷书上闻”(《旧唐书·杨国忠传》)。李白很快就写了《古风》第 三十四、《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等诗加以斥责。前一首中说：“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诗人非常尖锐地揭露了玄宗集团驱使兵士送死的严重罪行。 过去有人常引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称赞杜甫在安史之乱前三年就已经着出唐王朝将要发生变乱。其实，李白对于唐王朝的政治危机，在更早以前就已经有所党察和预感。他的《远别离》就比杜甫那首诗写得更早，而且更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唐王朝大乱将至的情景： …甘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 148 ==========第152页========== 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诗借娥皇、女英和“尧幽囚，舜野死的传说，反映当时唐王朝的政治危机。“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两句，是说唐玄宗后期，荒淫无度，把国家大权交给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还信用狼子野心的安禄山。“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两句，是写奸佞弄权，群丑跳梁，唐王朝政治上是现一片黑暗混乱的现象。诗人进一步警告玄宗，这样下去，势必遭到国破家亡的惨祸，重蹈“尧幽囚，舜野死”的覆辙，到那时便遗恨无穷，贻笑万代，后悔莫及了。所以说：“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后世文人遵照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指责此诗“侮圣尤甚”，诬为伪作(《李诗辨疑》)；这正说明李白此诗比之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对唐王朝的揭露更为尖锐，更为强烈。 玄宗集团在李林甫上台之后，严酷镇压政敌。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他们杖杀了李白所敬重的名土李邕、裴敦复，逼死了李白的好友李适之。李白把这事比为纣王杀比干，怀王窜屈原，立即在《古风》第五十一首中说：“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施(Iùshi,读“录施”)盈高门。”夷羊是传说中预兆亡国的神兽，菉施是《离骚》里比喻坏人的恶草。诗中 一再引述古代亡国之君的故事，实际上是批判玄宗的昏庸反动，指出唐王朝已经出现了很多亡国的征兆。九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果然遭到了严重的亡国危机，玄宗被迫下台， 149 ==========第153页========== 国势从此一蹶不振。 在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一般文人都还热衷于歌颂“盛唐”的假象，连杜甫也不免于此，李白却能够站出来抨击权贵，针砭时政，揭露当时“盛唐”的实质，态度冷峻，感情强烈，使我们非常形象地看到了玄宗集团复辟儒家路线的罪行和即将灭亡的历史命运，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热爱祖国，同情人民李白是一位爱国诗人，一生都关切祖国的命运。他虽然猛烈抨击玄宗集团的穷兵黩武，但却热烈歌颂汉唐历史上的正义战争。现存的《塞下曲》六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组诗歌里，诗人曾用“何当被月氏(zi,读“支”)，然后方高枕”；“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等诗句，热烈赞扬爱国将士，表达爱国思想。其第一首云：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前四句渲染塞外奇寒，后四句歌颂爱国将士，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在艰苦环境里杀敌御侮的英雄气概和诗人自己的爱国思想。 安史之乱爆发后，祖国陷入严重灾难，李白悲愤异常，曾说：“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桥名）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如麻”(《扶风豪土歌》)。诗人不能容忍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如此蹂躏，不久就参加了永王璘的军队，并写下了组诗《永王东巡歌》（现存十首）。其中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胡） 150 ==========第154页========== 摧”等诗句，生动地表明了诗人誓扫叛军的壮志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思想在同时所写的《在水军宴赠幕府诺侍御》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宝剑名）。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淡金匮篇（指兵书）。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胡星）灭，功成追鲁连”。诗人对于有机会参军感到意外高兴，“誓欲清幽燕”，表示为此而不惜辆牲自己的生命，并且热情地勉励大家齐心报国。当然，他的爱国思想夹杂着忠君的成分，把“戴朝恩”和爱国混为一谈，这是他地主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永王兵败时，李白“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真是悲愤到了极点。但直到流放以后，诗人还是“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可见李白的爱国思想是坚定不移的。 李白的爱国思想是和同情人民紧密联系的。他在安史之乱期间就愤慨地说：“白骨成丘山，苍生竞何罪！”（同上）并且叹息“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这种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安史之乱前也很明显。请看《子夜吴歌》第三首：“长安一片月，万户捧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诗人既肯定边疆的平叛战争，又同情后方的征人家属。 李白不但同情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而且也同情人民在平时的生活。“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赠崔司户文昆季》)，“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这些都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切。在《下泾县陵阳溪至褴滩》中，诗人曾叙写过“渔子舟人”在皖南的险滩急流中“撑折 I51 时導 ==========第155页========== 万张篙”的艰苦劳动。在有名的《丁都护歌》中写道：“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万人凿磐石（大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二山名），掩泪悲千古！”诗人满怀同情地描述了吴地劳工们在炎热的夏天采石、运石的艰难情景。真是山上石头采不尽，船里石头运不完，劳工们世世代代眼泪流不干。李白的《秋浦歌》第十四首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好诗：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柴烟。 赧(ndn,渎“爵)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反映治炼工人的诗歌，短短四句二十个字，就把他们寒夜劳动的情景写得有声有色，一股新鲜豪迈的生活气息十分浓厚。清看：熊熊炉火把天地照得通红，元数火星在腾腾紫烟中迸发飞舞。年青的冶炼工人热火朝天，红光满面，他们一面挥钎舞锤，一面放声歌唱，歌声不断地在寒冷的河面上震荡回旋。这是一个多么壮丽的场面啊！诗人被这个场面所吸引，所感动，以饱满的激情来加以歌颂。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反映工人劳动的作品是罕见的，所以这首优秀的绝句显得十分珍贵。 李白不但关切祖国的命运，而且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曾经写过许多歌颂祖国山河的好诗。例如《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攸怜欧乡水，万里152 ==========第156页========== 送行舟。 这是李白经三峡，出四川，刚刚开始远游时的作品。长江 一出荆门，就进入江汉大平原，四野开阔，浩荡奔流。月亮映入水中，好象天镜从高空飞下，云彩在江上变幻，犹如海市蜃楼。这宽阔壮丽的景象，使诗人的胸襟不禁为之一开。我们仿佛看到诗人站在船头，举起双臂，迎着江汉大平原极目远跳，尽情炮览，自由呼吸，热烈欢呼。这时，诗人非常感谢家人乡亲支持这次壮游，很自然地对于象征着这种支持的江水也寄予深厚的感情。这首五律生动表明诗人既热爱自己的家乡，又热爱家乡以外的祖国大地。 长江是我们祖国大地上一条伟大的河流，李白对于长江的每一段都有热情的歌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这是诗人在三峡的急流中轻快行舟。“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诗人站在武昌的黄鹤楼上目送大江东去。“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这是诗人在当涂跳望长江穿出天门山。“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夜下征虏亭》)。这是诗人在南京以下的江面上夜航。所有这些诗句，和《渡荆门送别》一样，充分地表现出，诗人是以深厚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来感受长江和表现长江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有两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只是叹息，既峡乏主辛长江的篆迈气魄，又缺乏热爱长江的思想感情。李白在歌颂长江的时候虽然也写到猿啼，但显然是把这样的“渔歌”改造、提高了。 153 ==========第157页========== 李白对于黄河的歌颂也是非常突出的。“西岳峥蝾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这些诗句都使读者感到黄河在咆哮，生命力在奔腾。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李白在这些诗句里攒叹黄河，引为自豪，有声有色地再现了黄河雄伟磅礴的形象和奔腾咆哮的性格，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歌颂。在我国文学史上，李白是用诗笔描绘我国壮丽河山的杰出画师，是热情攒颂长江黄河的伟大歌手。他在这方面的诗歌，对于后代的作家也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第三节李白诗歌的艺术性 李白的诗歌不但有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杜甫就曾由衷地称赞他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 十韵》)，对李白诗歌高度的艺术性和强烈的感染力作出了极高的评价。王安石也曾称攒他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苕溪渔隐丛话》)，准确地指出了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特点。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它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通过多种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 首先，他的诗歌具有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和鲜明的形象性。如他的七言古诗《梁甫吟》： 154 ==========第158页==========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pngh6ng,读“抨轰”，大声)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间阁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白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领。 李白和屈原一样，在驰骋自己想象时，往往借助于神话传说的运用。这首诗就是运用了《离骚》的这种手法，虚构了一个上天叩阍的故事，强烈地抨击了玄宗集团的腐朽反动，表达了自己被赶出长安后的悲愤心情。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据《述异记》说“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日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之鸡皆随之鸣。”诗人巧妙地运用了这个神话传说，把自己的梦境写得十分光明，生机盎然，这就能更形象更有力地表现出他追求光明、批判黑暗现实的思想感情。 丰富的想象力和鲜明的形象性，既表现在李白那些批判社会现实、寄托政治理想的诗歌中，同时也表现在他那些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诗歌中。如《望庐山瀑布》其二： 日照香炉生紫洇，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是一首很出名的七绝。诗的题目叫《望庐山瀑布》，但第一句先指引读者跳望耸入高空的香炉峰，只见阳光普照，紫雾腾腾，这就不仅写出了日照蜂顶时那种光明美丽的景象，而且把整个山峰的境界都写活了。第二句才指引读者望庐山瀑布，但仍然采取提顿蓄势的笔法，有如电影里面的一个远景镜头，并不立即描写瀑布本身的具体动态。直到第三句，笔锋急 155 生h形海.. ==========第159页========== 转，才写出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这好比一个跟踪镜头，跟着瀑布的浪花自高而下。但诗人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想像更集中地凝聚在第四句上，“疑是银河落九天”，用极其形象的此喻来结束全诗。前人常说李白的诗“想落天外”(《唐诗别裁》)，这首诗正表现了这种特点。难得的是诗人这种奇特的浪漫主义想像，跟自然景物的描写结合得如此自然，把香炉蜂和瀑布的形象写得如此鲜明。这首七绝热情地歌领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表现了诗人开阔的思想胸襟，诗何又非常自然流畅，所以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 其次，李白诗歌中经常使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以此来表现他那丰富的想象，如强诗歌的形象性。如诗人一生以大鹏自比，曾作《大鹏赋》来表现自己的壮志，并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描写了大鹏的形象。如《上李爸》：“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祺水”。直到最后，诗人写《临终歌》时还说：“大鹏飞兮振八裔（八方.裔，y广，读“艺”），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左袖。袂，mèi,读“妹)”。大鹏乘风展翅，直冲云霄，一上就是九万里，而 一旦风息，其余威犹能掀起大海的波涛，死后余风犹能激动万世，这在艺术上真是极尽夸张的能事。此外象“欲上青天览明月”(《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形容诗人追求光明的志向，“举手弄清浅（天河），误攀织女机”(《游泰山》)，“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题峰寺》)，形容山峰之高；“惊波一起三山动”、“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形容江上波涛的巨大威力多文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遥有此寄》)，形容树发大谪迁的关切，等等，都写得十分 156 ==========第160页========== 夸张而又形象生动。 艺术上的夸张不能离开生活的基础。鲁迅在《漫谈漫画》 一文中，曾引用李白《北风行》里的一句诗，并评论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我们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李白诗歌中的夸张充满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和激情，但并没有脱离生活真实，所以能吸引人，感动人。 再次，李白诗歌中经常使用拟人化的艺术手法。这种手法不仅表现在上述大鹏形象的描述中，而且大量地表现在对自然景物的描述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这是人在不厌地看山，山也在不厌地看人。“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这是人对故乡有感情，水也对人有感情，对诗人逍随不舍。“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门”(《登太白峰》)，这是星与人语。“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下终南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是月随人归。这些拟人化的诗句都写得非常自然，很能表现诗人浪漫主义的思想感情。我们说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是就其诗歌艺术的基本倾向而言，并不是说李白诗歌中没有现实主义成分，相反，李白有些诗歌，明显地呈瑰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色。如《古风》其十九：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合，高揖卫凝卿。恍恍与之去，骘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单，豺狼尽冠婴。 f57 ==========第161页========== 诗人幻想自己游于华山莲花峰上，遥见仙人明星玉女，手执荷花，凌空来迎，她的衣裳艳如彩虹，宽宽的衣带随风飘拂。玉女的出现引起了诗人对仙境的问往，她邀请诗人去跟仙人卫叔卿相见，更使诗人感到高兴。他恍惚跨上鸿鹊，跟随玉女飞去。但忽然俯见被安史叛军蹂躏破坏了的洛阳，只见胡兵茫茫，鲜血遍野，叛军的大小头目都穿着官服，耀武扬威。这时，诗人的美丽幻想立即破灭，诗歌至此突然中止。就这样，诗人形象地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一个是光明奇丽的幻想的美好仙境，一个是伤心惨目的现实的血腥世界。诗人就在这两幅图画的对照之中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想要离开现实而又不恐离开的复杂心情。这使读者不禁想起屈原在幻想中登天去国的情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从这里我们可以着出屈原对李白的影响，也可以看到李白这首诗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李白诗歌艺术达到如此高的成就，是跟他认真学习当代民歌，学习和继承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分不开的。李白认真学习唐代流行的民间歌曲。当时南方流行一支新歌曲叫《山鹧鸪词》，李白就曾用这一题目写过一首七言诗，其中有“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等句，叙写山鹧鸪不愿离开巢居的南方。他还作有一首题为《三五七言》的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从这首诗的体裁、句法和情调都可以看出受到当时新歌曲的影响。 李白还认真学习古典诗歌的艺术成就，他不但学习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诗歌，而且学习古代乐府歌曲。在他现 158 ==========第162页========== 存的约一千首诗歌中，乐府诗就有一百四十多首，约近总数的 六分之一。他几乎袭用过所有的乐府旧题，如《战城南》、《白头吟》、《鸟夜啼》等，但李白用这些旧题写出的诗歌，其主题思想都比原来的更为丰富、更为强烈。当代和古代民歌的语言艺术对李白诗歌的语言也具有不少的影响。象“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古代民间以脚踏着拍子唱歌）声。桃花潭水深于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李白诗歌语言这种明白晓畅，使人易懂好唱，易于背诵和记忆的特点，是跟他吸取民间歌曲的语言艺术紧密相关的。 李白诗歌也存在着某些思想槽粕，这是他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在创作中的反映。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李白虽然尖锐地批孔批儒，但这是不彻底的。在“孔孟之道”长期统治之下，他不能不受到影响。他虽然嘲笑孔丘，但在怀才不遇的情况下，有时又自比仲尼，在临死前所作的《临终歌》中还说：“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他竟然借孔丘的遭遇来感伤自己，这说明他并没有和孔丘完全决裂。其次是道家消极出世思想。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唐代佛教、道教都很流行，李白则受道教的影响较深。“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早服还丹（道家的一种炼丹术）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家养性修炼的一种方法）道初成，遥见仙人綵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由于求仙修道，遗弃世事，有时甚至产生“含光混世”（不露锋芒混过日子）的思想，认为古代贤达人如伍子胥、屈原、李斯、陆机都是“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不足为法，应该学习的是象晋代张翰 159 ==========第163页========== 那样辞官归隐，坐享鲈鱼尊菜的家乡美味。这种消极避世、明哲保身的思想是应该批判的。 再次是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旅馆）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儿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这是说人生一世，不过象来去匆匆的过客，虚无常，因此应该夜以继日地寻欢作乐。“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平头级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果园吟》。他放浪纵酒，狎妓寻欢，让戴着平头巾的奴仆为他打扇取凉并为此而自鸣得意。诗人之所以如此，虽然由于在仕途上受到排挤，以此来发泄悲愤，但这些毕竟也反映了他生活和思想上腐朽的一面。又譬如“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我们读他这些诗句，要看到其中包含着诗人对当时反动势力的某种抗议，但一定要注意到，今天历史条件已经根本不同了，我们决不能片面地去模仿他的处世态度，傲岸地对待社会主义的现实。 李白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他对于前代，继承与发展了民间诗歌和文人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传统，他在唐代，和杜甫、白居易、李贺等不少优秀诗人，创造了唐诗的繁荣灿烂的局面；他对于后代，以其横放杰出的诗篇，给许多诗人（如陆游、龚自珍等)以积极的影响。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是很值得我们自篆的。 ” 160 ==========第164页========== 第九章杜甫 在唐代的诗坛上，比李白时间稍迟而一向“李杜”并称的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代。先有安史之乱，后有吐蕃奴隶主入侵，接着是回纥掠夺，藩镇割据，整个社会陷入了动乱不安的状态。杜甫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比较深刻的观察，他那些优秀的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历史面貌，被称为“诗史”，但杜甫的思想和创作中也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儒家“仁政”和“忠君”思想。过去在杜甫研究中，有些评论没有正确地区分杜诗的精华和糟粕，不加批判地把杜甫吹棒为“人民诗人”，或者说杜诗之所以获得高度成就是杜甫“发扬”了儒家思想“进步的一面”，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今天，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评价杜甫，并肃清杜甫研究中的流毒。 第一节饱经丧乱的一生 杜甫（公元712一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人。祖父杜审言在武则天时作过膳部员外郎，是初唐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作过奉天县令。杜甫出身于这样一个“奉儒守官”的中小官僚地主家庭，儒家的正统观念和“学面优则仕”的思想对他影 161 ==========第165页========== 响很深。他三十五岁以前主要过的是读书和漫游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这个时期他的创作社会内容比较贫乏，但也有些诗，如歌颂泰山的《望岳》，境界壮阔，形象高大，是此较好的作品。 杜甫三十六岁应诏去长安就选。但因李林甫忌妒贤才，故意使这次应试的人全部落第。以后杜甫虽然多次向当权者投诗、献赋，希望走进官场，辅佐君王，但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他仕途失意，过的是“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的生活。这种生活地位促使他对统治者开始产生了某种不满：“纨榜（富贵子弟）不饿死，儒冠（读书人）多误身”（同上），也促使他更好地去接触和观察社会现实。当时唐玄宗（李隆基）推行反动的儒家路线，统治集团荒淫奢侈，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唐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处潜伏着危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这样的现实教育了杜甫，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篇就是这个时期写下的。 杜甫在长安时期，功名欲望非常强烈，为了做官，他多次向当权者投诗献赋，甚至去歌颂杨国忠、鲜于仲通等权贵。直到他四十四岁那一年（公元755年），总算得到了一个管理兵器库房的小官职。可是就在同年十一月，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安禄山起兵范阳后，第二年就攻下了洛阳、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奔四川，太子李亨（肃宗）在灵武即位。“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寄柏学士林居》)，杜甫同样卷入到奔波流离的行列中。他在投奔灵武的途中，被敌人俘获，押送到长安。在长安他亲眼看到了胡兵残暴骄横的情况：“群胡归 162 ==========第166页========== 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于是写出了《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等诗篇。他四十六岁（公元757年）从敌占区长安逃到凤翔，肃宗给他一个左拾遗（谏官）的官职，后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了肃宗，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管理文教）。从此至四十八岁（公元759年），他往返华州、榔(fū，读“肤”)州、洛阳，并途经新安、石壕、道关等地，目睹人民在战乱年代中的疾苦和当时悲惨的现实，写出了《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优秀诗篇。以后他弃官旅居秦州、同谷。《旧唐书·杜甫传》说：“甫寓居秦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格(0，读“吕”)，儿女饿殍(pǎo,读“瞟”，饿死)者数人”。这是他一生中生话最艰苦的时期。他的《寓同谷县作歌七首》也反映了这种啼饥号寒的生活。这个时期，由于他深入接触社会，接近人民，个人生活穷困，有时还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切使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变化，发出了“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的感叹。当时秦州是陇右古道的重镇，安史乱后，精锐部队全部调走，.防守空虚，吐蕃奴隶主经常前来侵扰，“警急烽常报，传闻檄(x,读习”，战书)屡飞”，形势岌岌可危，吐蕃作乱迫在眉睫。杜甫看到这种情况，很有感触，于是写了风格峻拔的《秦州杂诗二 十首》，寄寓了他对时局的隐忧。 公元七五九年，杜甫因生活所迫，“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 京 门”(《木皮岭》)。此后十年，他过着“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的生活。他得到严武等人的帮助，在成都浣花溪畔建立了一个草堂。这期间严武曾推荐他作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不到半年就辞了官。成都尹徐知道反，他逃难梓州、阆(1ang,读“浪”)州等地。后因严武病死，他失去了依靠，只得迁居夔州。他在四川时，虽然儿次避难，但总的来说，有田、 163 t米中.： ==========第167页========== 有仆，过的是地主的生活，写的多半是感怀、寄赠和吟咏自然景物的诗篇，但仍有不少关心国事、指陈政治之作。当时吐蕃侵犯，他渴望平定边患，“臣子忧四蕃”(《客居》)，但自感老大无成，只能赋诗寄概而已。杜甫晚年贫穷多病，五十八岁时，他只身漂泊，怀着“乾坤一腐儒”(《江汉》)的心情，想回长安，于是辗转两湖之间，“饥藉（借）家家米”(《秋日荆南咏怀》)，“奔走苦不暖”(《逃难》)，终于在五十儿岁那年（大历五年）秋 天病死在湖南耒(Iě，读垒”)阳附近的一条小船上。在他的遗 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中还念念不忘：“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褐望平定藩镇叛乱，实现国家统一。这一时期他继续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如《负薪行》、《岁晏行》等。 杜甫出身“奉儒守官”的中小地主家庭，本想继续“奉儒”，凭借自己的才能，琅得功名而“守宫”的。但是由于大地主集团的儒家路线统治，政治腐败，任人唯亲，使杜甫在仕途上遭到排挤和打击，随之经济生活也日趋下降。杜甫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的碰壁，使他对儒术产生了-一些怀疑：“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表示了“儒生老无成”、“壮士耻为儒”的态度，同时对大地主集团也表示不满。他对杨国忠等权臣的前颂后讽，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是安史之乱，使杜甫饱经丧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接触了“干戈正满眼”、“处处是穷途”的社会现实，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变乱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引起了诗人的感概和悲愤， 一一发之于诗，这就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杜甫一生写了许多诗，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四百多首，现存有《杜工部集》。 164 ==========第168页========== 第二节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杜甫的优秀诗歌对唐代玄宗、肃宗、代宗（李豫）时期的社会历史情沉都有反映。他不仅揭露了这个时期上层统治集团的黑暗与腐败，反映了唐代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的矛盾，而且还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愧为一个政治诗人，他的优秀诗歌不愧为“诗史”。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当时的阶级矛盾暴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荒淫与腐败是杜诗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大地主反动腐朽的政治势力。在《壮游》中揭露了唐玉朝上层统治集团肆意掠夺民财，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朱门任倾夺，赤族（灭族）迭罹殃（遭殃。摆11，读“厘），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築”。在《病橘》中抨击了杨赘妃为了吃新鲜荔枝，以致“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的罪行。玄宗、贵妃已经死了，可是强迫人民贡献荔枝的事仍在继续：“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解闷》)。肃宗时上层集团很腐败，杜甫曾加以讽刺。如在《忆昔》中说：“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这里的“小儿”就是指宦官李辅国，昏庸的唐肃宗把这个反动腐朽的人物视为心腹，授以大权，以致破坏国家法纪政纲。作者又用“不乐”、“为忙”，把张良绑的恃宠之状和肃宗怕老婆的丑相都揭示了出来，字虽不多，却能穷形而尽相。代宗时，又是宠信宦官程元振，使郭子仪“束手留京”，遂致吐蕃入寇。“为留猛士（郭子仪）守未央（汉宫名，在长安），致使岐雍（风翔一带关内地方）防西羌。”长安失陷时，“犬我（吐蕃）直 165 ==========第169页========== 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这里不仅讽刺了唐代宗仓皇逃奔陕州，而且抓住了很有特征的细节，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权贵宦官程元振之流，面对敌寇，张皇失措，连鞋也来不及穿，赤脚追随皇帝狼狈逃窜的丑态。 但最能揭露统治者骄奢淫逸的是他的政治讽刺诗《丽人行》。作者在本篇中通过贵妃兄妹在曲江的游春饮宴，揭露了唐朝上层统治集团荒淫奢侈的生活。他们穿的是绣满孔雀和麒麟的衣裳，吃的是御厨送来的山珍海味，但他们还嫌不中吃：“犀銜（犀骨做的筷子）厌饫久未下”，饮宴时，箫鼓齐奏，宾从群集，寻欢作乐，真是穷奢极欲。杨国忠更是旁若无人，不可一世：“后来鞍马（指杨国忠）何逡巡（徐行），当轩下马入锦茵（锦毯）。…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怒）”。我们从他们金装玉裹的服饰、炮凤烹龙的饮宴生活后面，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血泪；我们又从杨国忠热得烫手的气焰中可以看到他骄横自大、作威作福的凶相。表面看来，本篇似无一字讽刺，但铺陈渲染处，却语语含刺。《明皇杂录补遗》载，唐玄宗和杨贵妃吃饭，“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韩、虢(gu6,读“国”)、秦三夫人岁给千贯为粉脂之资”，而“官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工凡七百人”(《旧唐书·贵妃传》)。作者从杨贵妃兄妹的服饰之华丽，食品之珍贵，声乐之丰盛等方面，反映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奢侈的生活。 揭露当时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是杜诗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那首有名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晚年所写的《岁晏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描绘了唐王朝君臣在骊山上寻炊作乐的图景。唐玄宗对杨贵妃家属槛赏无度，致使宫内的金盘珠宝都到了贵妃家中。 166 ==========第170页========== 诗中揭露了他们穿的是貂鼠轻裘，吃的是驼蹄羹之类的精美食物，轻歌曼舞，尽情享乐，而劳动人民却挨饿受冻，死者相藉，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汉内戚，此指杨国忠)。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竹、丝合奏）。劝客驼蹄奠，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一墙之隔，咫尺之间，贫富差别竞至如此悬殊：一方是天堂，一方是地狱，阶级对立如此分明！这就是杜甫所反映的安史之乱前夕，反动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作者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 再看《岁晏行》： 岁云（助词）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gǔ，读“古”，网)冻，莫徭（少数民族）射雁鸣桑亏。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戏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织布机）茅茨（茅草屋）空。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y心，读“预”，卖)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往日用钱提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以泥为钱模）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作者先通过岁暮所见，非常概括地叙述了洞庭河边渔父、 167 ==========第171页========== 少数民族猎人的劳动生活，接着揭露了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的贫富对立。耕织者一年辛苦到头，织机茅屋两空，前不耕不织的剥削阶级却脑满肠肥，吃厌了那肉美酒。两个阶级的处境真是臂壤之别。广大人民在横征暴敛下，只得剜肉补疮，卖儿卖女缴纳租税；可是富商地主却勾结官府，私铸恶钱，捣乱币制，骗琅民财，以肥自己。这就是杜甫所揭露的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状况。作者又以岁暮所闻，从点到面集中概括地反映了到处是战乱的现实。 杜甫还在一些诗里进一步揭露了人民贫因的原因：“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乱世诛求急，黎民糟籺（é，读“核”，米麦的粗屑)窄”(《驱竖子摘苍耳》)。孔孟之徒把人民贫困的原因归之于“天命”，诗人把人民贫困的原因归之于统治阶级的機征暴敛，这在当时是进步的、难得的。 二、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悲惨现实杜甫以更多的诗篇，比较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乱后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途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空村唯见鸟，落目未逢人”(《东屯北崦》)；“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户纵横”(《释闷》)。城市听不到歌声，路途所见皆哭；村中无人，满目萧条，烽火遍地，尸骸累累。这就是杜甫所描绘的安史乱后“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北风》)的社会面貌。 最能反映当时动乱现实和人民苦况的要算他的代表作“三吏”、“三别”。《新安吏》中反映壮丁抓尽抓中男，《石壕吏》中反映壮丁抓尽抓老妇；《新婚别》中反映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反动统治集团推行儒家路线， 168 ==========第172页========== 倒行逆施，再加上“安史之乱”的被坏，使人民遭受到深重的苦难。《无家别》可以说是安史之乱以后悲惨现实的一个缩影：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看！百余家的村庄，经过安史之乱，全村人口四处逃亡，只剩下…两个老寡妇。田园一片荒芜，村宅变成废墟。空巷不见人影，只有狐狸怒向人啼。真是伤心惨目的现实。果说《新安吏》是这个组诗的首章的话，那么《无家别》则是这个组诗的终篇和总结。“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老百姓）？”这实际上是当时广大人民对悲惨境况发出的控诉。诗中写的虽然只是 一家一户，但他们的悲惨遭遇却是封建社会里广大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杜甫在诗歌中还反映了安史乱后贫穷妇女的苦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孔丘男尊女卑思想的支配，广大贫穷妇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战乱年代里，更是受尽了压迫和欺凌。《负薪行》：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遛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一作“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并。面汝首饰杂啼痕，地褊 169 ==========第173页========== 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夔州妈女在统治阶级和封建礼教压迫下，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独立的人格，男坐女立，男当门户女劳作。他们为了缴纳租税和供养全家，既要“登危”砍柴，又要赶集卖钱，还得冒死背盐。阶级的压迫，礼教的摧残，艰苦的劳动，这一切都集中在妇女身上。她们被折磨得精菠力尽，憔悴不堪，然而那些歧视她们的人却说什么因为她们天生长得“粗丑”，所以元人来娶。杜甫引昭君为证，批驳了这种谬论，认为她们之所以“四十五十无夫家”是安史乱后的悲惨境遇造成的，并且在诗中表现了她们对现实“抱根长咨嗟”的不满情绪。 此外，杜甫在《白帝》中反映了广大贫穷好女在战乱岁月里的共同命运：“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还在《遣遇》中描写了一个“丈夫死百役”，自己又在“索钱多门户”的压榨下，被逼得靠卖野生植物来缴税的“石间采蕨女”。象这样以描写贫穷妇女为题材的诗歌，在杜集中是不少的。 三、表现了反对分裂和主张统一的愿望杜甫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屈辱求和，主张坚决抵抗。他对制造分裂，破坏统一，大开历史倒车的安史强盗，义愤填膺地表示“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北征》)。他坚决主张“收取旧山河”(《散愁》)，乘胜追击，彻底摧毁他们的老窠：“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史思明的巢穴）波”(《观兵》)。他对平定安史之乱表现了必胜的信念，并热情鼓励将士冲锋陷阵，一举消灭叛军。如《北征》中说：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 170 ==========第174页========== 俱发。此举开（收复）青徐（背州、徐州），旋瞻（眼看）略（取）恒碣（二山名，在河北）。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岂）能久？皇纲未宜绝！ 在《洗兵马》中，诗人还歌颂了唐军威震四海，势如破竹的气概：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 一苇（小舟）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宋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王安石选杜诗时，以此篇为压卷之作，可见王安石很重视这首诗，也说明了杜甫、王安石这两位文学家都是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 杜甫还以诗作谏章，直陈政事，对如何平定安史之乱，发表了重要的看法。如在《塞芦子》中，他对关防守备的空虚深以为虑，指出此关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并积极主张调兵防守，阻遏敌冲，“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芦关扼两寇（指安、史），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朝廷)，胡行速如鬼！” 杜甫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严厉遣责：“重镇如割据，轻权绝纪纲”(《入衡州》)，“一国实三公（三个君主），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楹械（刑具），背后吹笙竿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草堂》)。活画出藩镇飞扬跋扈，破坏统一，穷凶极恶，以杀人取乐的狰狞相。杜甫主张削平藩镇割据，盼望出现“天下车书正一家”(《题桃树》)的统一的政 171 ==========第175页========== 治局面。直到临终前写的遗诗中还慨叹藩镇未削，叛将未擒：“公孙（叛将）仍恃险，侯景（叛将）未生擒”(《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杜诗中忧国伤时的作品是很多的，“不眠忧战伐，元力整乾坤”(《宿江边阁》)，“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印”(《谒先主庙》)，这一些都反映了诗人爱国的思想感情。 第三节杜诗的艺术成就 高度概括地、形象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矛盾和历史面貌，是杜诗的主要艺术成就。“三吏”、“三别”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把极其复杂的事件纠葛，压缩在一朝一夕，集中在典型人物身上，通过人物言行和故事的发展，较深刻地揭示了邺城败后，唐朝危如累卵的形势和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苦难。如《石撩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罐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捎）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本篇开头点明时间、地点及差吏与人民的矛盾，然后通过事件的发展与人物的言行来表现老妇的思想性格。残暴的差吏在三男从军、二男战死、媳无完裙的家中抓兵，而老妇虽出 172 ==========第176页========== 于无奈，但能自请应役，并说出“急应河附役，犹得备晨炊“的话，诗中反映的环境、人物都是很典型的。“吏呼”、“妇啼”仪两句，非常生动、典型地描写出差吏和老妇的两种不同情态，其中包含了千言万语。从差役夜间捉人，到老妇夜往；从老翁仓卒躲避，到事后潜归，从诗人夜投石壕，到天明登途，事件那么复杂曲折，人物又那么多，但作者都交代得很清楚，而且写得那样形象逼真，这充分表现了诗人高度概括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艺术能力。 再如《新婚别》：“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君今往死地（战场），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我行，”诗人把人物安置在“暮婚晨告别”的典型环境中，然后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内心活动：个人家庭与国家危亡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新娘经过思想斗争，终于正确地处理了国家与家庭的矛盾，劝夫从军守边，努力打仗。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普遍的、深重的，而“暮婚晨告别”，新娘劝夫从军，这样的事就不见得是普遍的，但杜甫抓住了这个突出事件，加以典型化，这就使作品的思想意义更深刻，由此可见诗人具有高度的选择、提炼生活题材的能力。 杜甫还在《忆昔》中，以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诗笔，反映了从开元全盛日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几年间巨大的历史变化： 忆昔井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齐纨鲁缟车班班（众车声)，男耕女桑不相失。…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 173 ==========第177页========== 乐萧何律。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官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免穴。 这简直是一幅唐代社会盛衰对比图。唐玄宗早期，由于以前太宗、武后推行法家路线打下了较深厚的基础，还呈现着比较繁荣的局面。以后由于玄宗背离了法家路线，亲小人、远贤臣，将国政交给反动腐朽势力的政治代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宠信、重用野心家安禄山，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经安史之乱后，国势一蹶不振，出现了历史大倒退的现象。 杜甫还往往选择两种对立的事物和现象，并用两句精炼的诗句作对比，把当时贫富悬殊和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准确、生动地概括出来。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籽轴茅茨空”(《岁晏行》)等。短短的两句，就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图画，两个世界，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 在诗歌创作中，杜甫兼长众体，善于用适当的诗体来表达思想内容。有人批评杜甫对绝句“无所解”，这是不对的。其实杜甫写绝句也能得心应手，既可论诗评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又可以写景打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当然，比较地说，杜甫对律诗更为擅长，七律写得尤其好。象他怀念法家人物诸葛亮的《蜀相》和歌颂胜利、欢庆统一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是两首著名的作品。《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174 ==========第178页==========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他为了贯彻法家路线、统 一中国而鞠躬尽瘁，奋斗终生。杜甫对这个人物非常景仰，写了好儿首怀念他的诗，并说：“武侯祠堂不可忘”(《夔州歌十绝句》)。此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叙事。开头从“何处寻”至看到祠前“柏森森”，一路行来思慕之情自见。到了祠堂，侧碧草映阶，黄鹂啼叶，用“自”学、“空”字，感物怀人之意更溢于言表。“天下计”叙诸葛亮一生的法家勋业，“老臣心”见刘备以弹丸之地而能立国，后主以昏庸之资而能继位，刘备、刘禅两朝的统治，和诸葛亮的忠诚辅佐分不开，这两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结联慨叹统一之业未成，而身先死去，长使后代英雄为之叹息流涕，艺术感染力很强。例如南宋爱国将领宗泽，为东京留守，积极抗金，但被投降派阻挠，致使事业无成。他临终时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句子，并三呼“过河”面卒〔见《宋史·宗泽传》)，可见此二句感人之深。这首诗不但属对工整，音律和谐，而且艺术概括性很强，前人说“八句诗便抵一篇绝大文字”（见《杜诗镜铨》）是有道理的。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广大人民和唐军歼灭了史朝义这股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至此将近八年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诗人听到这个消息，身在梓州，心飞家园，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绝唱： 剑外（蜀）忽传收蓟北（河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75 서 ==========第179页========== 却看（回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面对着国家的统一战争的胜利，诗人喜不自禁。此诗前 四句写闻胜利而喜极流泪之状，后四句写盼望急速还乡之情。首句是纪事，是后七句叙事抒情的根据。“忽传”、“初闻”、“却看”、“漫卷”这种抑扬顿挫的写法，将过去饱经丧乱的艰难苦恨，和当时惊闻胜利破涕为笑的悲炊之状抒发尽致。放声歌鲳，开怀痛饮才能表达自己庆贺胜利的狂喜之情当着风和景明的春日，正是结伴还乡的好时光。“即从”、“便下”的流水对急转直下，是写还乡路线，也显得归心如箭。后六句完全对偶，但很自然，有节奏感。诗中虽写了六个地名，但由于实词虚词选配精当，故毫无呆板之感。全诗热情洋溢，风格明快健朗，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蜀相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外，杜甫七律、五律写得好的还不少。象“吴楚东南坼(ch©，读“彻”，裂开)，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登楼》)，等等，不仅格律精美，风格雄浑，而且形象巨大，意境开阔。再如表现作者鲜明爱憎、喜善恶恶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也是脍炙人口的佳句。 杜甫的创作态度非常认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他为了很好地表达诗歌的思想内容，非常重视语言的锤炼。他作的诗经过反复修改：“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所以他 176 ==========第180页========== 的诗歌语言非常精炼、准确、生动，刻划入微，描绘传神。如《羌村》只用“妻孥（妻、子）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两句，便生动、逼真地写出了杜甫与家人乍然相逢的悲欢情景，妻子突然间见到杜甫得以生还，惊魂方定，不由得悲喜交集，流下眼泪。这是乱离时代邂逅相遇的情状，写得维妙维背。又如他在《送卢侍御二十四韵》中，用“万姓疮痍合，群凶嘴欲肥”这样含义深刻，语言极其精炼的两句诗，来辛辣地讽刺藩镇骄横奢侈、恣意掠夺人民的罪行。“合”、“肥”二字用得非常准确，有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和群凶的嗜血成性。再如，在“胡马半乾坤”的战乱年代里，广大人民的遭遇都很悲惨，或死于敌人，或死于军官，或死于赋敛，或死于饥寒。杜甫将这样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压缩在极其精炼的一句诗里表现了出来：“丧乱死多门”(《白马》)。这都说明杜甫诗歌在语言上卓越的成就。不过，杜甫在艺术上也是有缺点的。例如他写的一些献赠权贵的排律，不仪内容庸俗，而且堆砌典故，隐晦难解，艺术上很少可取之处。晚年由于他过分地追求“诗律”和“佳句”，因此有些诗专在雕章琢句上下功夫，这对后来某些诗人的创作曾经产生过不好的影响。 第四节杜甫的思想局限及 杜诗研究中的错误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面且对后世起过广泛影响的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但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诗人，享有“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特权，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的诗歌深深地打上了 177. ==========第181页========== 地主阶级的烙印，存在着封建性的糟粕。 杜甫受儒家“仁政”思想影响很深。在《述古》中，他这歌舜用尚德的贤相，反对秦孝公任用尚刑的法家商鞅：“舜举十 六相（十六个贤人），身尊道（德）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杜甫这里把尧舜与法家人物秦孝公、商鞅正反对举，借以讽刺当时法家刘晏等的理财政策，实质上就是宣扬尊儒则治、尚法则乱的错误观点。这种崇儒则治的思想，在《行次昭陵》中也有反映，“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在他看来，“贞观之治”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唐太宗能“师古”、“用儒”，而不是唐太宗实行法家路线的结果。此外，杜甫不少诗中还存在着儒家“推己及人”和“仁民爱物”的思想糟粕，如什么“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什么“筑场怜蚁穴，拾穗许村童”(《暂住白帝复还东屯》)等。 杜甫脑子里儒家的忠君思想也很浓厚。唐玄宗到了后期越来越“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旧唐书·宪宗纪》)，而杜甫仍称他为“明君”，始终对他尽忠：“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忠于皇帝是他地主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他的一喜一忧与李唐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晚年还为自己未能为朝廷尽一分力量而悔恨：“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宋代尊儒派苏轼曾大捧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王定国诗叙》)，就是由于杜诗中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的缘故。 此外，杜甫改良社会的政治主张，在当时虽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也表现了严重的阶级局限。他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晦日寻崔戢李封》)，“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178 ==========第182页========== 臣”(《有感》)多“众僚宜洁白，方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均亩薄敛，则田不荒”(《东西两川说》)。这里提出来的反对横征暴敛，提倡君臣节俭，反对土地兼并，在当时来说，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他看到的仅是现象，不是本质，而且改良的目的是为了在他这样的贤臣辅佐下，使唐王朝得以长治久安。 如上所述，杜甫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他诗歌中的局限性还是很不少的。过去有些对杜甫的评论是很不恰当的。如吹捧杜甫是“人民诗人”，说他“欲得君，是为了安民”，甚至说他“甘心为广大人民的幸福栖牲自己”，这简直是把杜甫无产阶级化了。杜甫是古代一个进步的诗人，他在作品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疾苦，对人民有所同情。但他还是属于地主阶级的文学家，他的“安民”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统治。在“君”与“民”的矛盾中，杜甫最后总是站在君的一边的。如当浙东袁晁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起来时，杜甫就坚决主张镇压，“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可见那种认为杜甫已“站在人民的立场”的说法，是很荒谬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杜甫诗歌之所以取得较高成就，是由于他继承并大大发扬了儒家思想的“进步的一面”。那也是错误的。如所周知，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代表保守的大地主阶级。这是一种阻碍历史发展的极端腐朽、反动的思想，哪有什么进步可言？而且，杜甫的许多优秀诗歌，正是由于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儒家思想束缚而产生的。这些作品，违背了儒家“为尊者讳”和“上智下愚”的教条，对权贵、皇帝进行讽刺，对劳动人民给子同情以至歌颂（如《负薪行》、《最能行》），并且 179 ==========第183页========== 还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类为后人传诵的名句，尖锐地揭露了贫富对立的不合理现象。而杜甫那些比较差的作品，如《哀江头》中，对那样奢侈荒淫而被士兵逼其缢死的杨贵妃，却说“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充满了无穷的惋惜与悲叹。《哀王孙》中还说什么“高帝子孙尽隆推，龙种自与常人殊”，居然宣扬贵残天生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这些则是作者头脑中落后的儒家思想的反映。我们应该从社甫所处的时代条件、社会矛盾以及个人生活地位的变化来分析杜甫作品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原因，面不应该为儒家思想张目，从而混淆作品中的精华与瘦粕。 来恩格斯说：“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过去的文学史由于存在着尊儒反法的思想，一般都存在扬杜抑李的倾向。其实从儒法斗争的观点来看，杜甫的思想不少地方是不及李白的。李白是以法家自祝，公开申述管子、晏子的政治主张，杜甫虽也希望能够有管种、诸葛亮式的人物出来拨乱反正，“管葛本时须”(《别张十 四建封》)，但又认为唐室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新学堂呈陆宰》)，不能抛弃儒家。李白对鲁儒敢于尖锐地批判和讽刺，而杜甫虽然有时也已觉得儒术的无益，但也不过说一些“愧似鲁诸生”(《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之类的话而已。但杜甫此起他同时代的另一些诗人来其思想又高得多。如王维跟杜甫都经历过“安史之乱”。王维向安史叛军屈身投降，并作伪官，而杜甫遭逢寇乱，却被俘不屈；王维的作品对安史之乱这样大的政治事变毫无反映，而抱着“晚年潍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的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 180 ==========第184页========== 杜甫斑始终关心现实，他的优秀作品对“安史之乱”作了深刻的反映。 总的说来，杜甫的世界观是复杂矛盾的。但从杜甫的基本政治态度来看，他坚持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对少数民族奴隶主的侵扰主张抵抗，反对屈辱求种；“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向往唐朝上升时期的“贞规之治”、“开元全盛日”，反对安史乱后的历史大倒退影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不仅把唐诗的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而且影响到以后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尤其是他学习乐府民歌而首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还对后来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杜甫在我国文学史上仍占着 一个重要的地位。 181 ==========第185页========== 第十章白居易 白居易是继李白和杜甫之后唐代著名的诗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流传至今的这首诗就是他写的。白居易早期曾积极地要求改革政治，并提倡“新乐府”诗歌创作，为改革现实政治服务。《秦中吟》和《新乐府》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他的提得下锨起的现实主义的新乐府诗歌创作运动，冲击了形式主义的不良诗风，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白居易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后，思想转向消极保守，晚年远离人民和社会现实，官越做越大，思想和创作越来越落后。这说明一个文学家的生活和思想，对他的文学创作是具有决定作用的。 第一节从主张改革政治到消极颓废 白居易（公元772一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土，下邦(gui,读归”，在今陕西)人。他比柳宗元大一岁，与刘禹锡同年，他们是同时代人。 白居易出生于小官僚家庭。十一岁时朱祧(c1,读“此”)、李希烈等藩镇叛乱，他避乱到了浙江。少年时代生活很不安定，比较贫困。他曾自述遭到胥吏的盘剥：“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论和籴状》)。这一切对他接触 182 ==========第186页========== 和了解当时社会，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了好的作用。他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开始做官。三十四岁那年，顺宗（李诵）即位，任用实行法家改革路线的王叔文集团执政。他们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尊法反儒，改革弊政。这时白居易正在做秘书省校书郎（管理图书典籍）的小官，没有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但政治态度跟他们有接近之处。王叔文集团的成员韦执宜当了宰相才十天，白居易就代人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指出“令宜布新”，要求他“惜其时”(《为人上辛相书》)，抓紧时机进行政治改革。这虽是代人之作，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白居易当时的思想是倾向改革派的。 宪宗（李纯）上台后，白居易和好友元稹(zhěn,读“枕”)针对当时的弊政，写了《策林》七十五篇，作为参加策试的准备。《策林》从各方面提出进行改革的意见，是研究白居易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在《策林》中，他从各方面反复要求皇帝“举贤授能”、“兴利除害”。第二十五篇专讲“立制度”的问题，他认为“地力人财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贵贱皆待制度而别也”，并提出了“节财用、均贫富、禁兼并”的主张。他认为兵、农都很重要：“太宗既定天下，以为兵不可去，农不可废”(《策林》四十 五)。多次提到应当“务本”（指务农），“劝农桑”(《策林》十九)。《策林》很重视“刑法”的问题。第五十六篇专论“刑法之弊”，指斥当时“官吏不循其法”，“重轻加减随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爱憎”，白居易指出原因是由于“朝廷轻法学，贱法吏”。他认为“虽有贞观（唐太宗年号）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因此主张“悬法学为上科”，重视法学，选用象管仲、孔明那样有才干的执法严明的官吏。在官吏的选拔、管理方面，他主张“行赏罚以劝举贤”，“得人者，行进贤之赏，谬举者， 183 ==========第187页========== 垫不当之辜”，使“官得其才，事得其序”(《策林》二十九)：强调对宜员实施“考察之法”(《策林》三十四)，“循其名，辨其实”(《策林》三十二)多主张“谨殷最（次序等级）而赏罚”，“审幽明而黜陟”(《策林》三十八)，等。在《策林》第十三篇中，作若还提出了全国应当统一法令的问题，认为“一人一心，万人万心”，必须“以令一（统一）之”，而且认为实施法令不能分别亲疏远近，不能“急于贱，宽于贵”，“行于疏，废于亲”。这些说明白居易当时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倾向。在《策林》五十六篇中，他虽然没有象柳宗元那样明确地指出挪县制与分封制的优劣，没有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问题，但他一再要求皇帝“不以建侯为思”，“不以废郡为谋”，指出“国家之制垂二百年”，“变革之议，非臣敢知”，反对改变郡县制。当然《策林》里面也是精华糟粕互见的。如其中有些地方强调“人强胜天”(《策林》十 八)，有些地方又宣扬“天人感应”的“祥瑞”之说(《策林》十 六)，在宣传一些进步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仁德礼义”、“恕己及物”之类的儒家说教，是需要进行分析批判的。 白居易早年还写过一篇论文《汉将李陵论》，批判了投降派和投降哲学，很值得一提。汉武帝（刘衡）时李陵出征御奴，兵败投降，当时司马迁曾为他说情，后世儒家还伪造《李陵答苏武书》，竭力为其投降行为辩护，说他“功大罪小”，不死是为了有以报汉，并责备汉武帝对待功臣刻薄等等，影响很坏。《汉将李陵论》对这些谬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作者认为李陵的兵败投降是完全错误的：“坠君命，锉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谊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儒家者流用 184 ==========第188页========== 封建道德观念为李陵辩护，白居易就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李陵“忠”、“孝”、“智”、“勇”，四者无一而可，这批判是很有力的。白居易在文中并指出：史家司马迁与班固记载此事，对李陵“皆无明讥（批评）”，是不对的。至于指责汉武帝不应厚诛李陵，更是错误，因为李陵如能死节，武帝一定会“赏延子世，刑不妒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通过对李陵的谴贵，对武帝的肯定，批判了投降主义，宣传了爱国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白居易后来当了左拾遗的谏官，任职期间向皇帝提了很多建议，表达他改革政治的愿望，有时甚至和皇帝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宪宗要任命吐突承璀(cu,读灌”)做统军将领，白居易又上书反对，力劝宪宗不要“徇下之情而自隳(hu,读“灰”，毁坏)法制，从人之欲面自损圣明”(《论承璀职名状》)。宪宗为这类事很恼火，曾对莘相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耀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旧唐书·白居易传》)。后来白居易终于由左拾遗改任为京兆府户曹参军。在任谏官期间，他一面“上疏直谏”，一面用诗歌形式来表达其政治主张。写了一百多首讽谕诗。 白居易四十二岁时做太子赞善大夫（辅导太子读书）。公元八一五年，吴元济发动叛乱，另一个大军阀李师道遥相呼应。派刺客刺死主张讨伐的宰相武元衡，刺伤大臣裴度，一班大臣吓得不敢作声，白居易却第二天就上书皇帝，要求搜捕刺客，惩办凶手。反动的权贵们本来对他就很痛恨，这时便乘机对他进行攻击，说他越职讲话，还捏造一些事实对他进行排滂，于是宪宗便把他贬为江州司马。他从维护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强烈愿望出发，冲破恐怖气氛，毅然大胆地提出追辅凶 185 ==========第189页========== 手的要求，这对于现固封建集权是有好处的，却不料会受到权贵们的围攻和皇帝的贬斥。这个沉重的打击，对他的刺激很大。不能“兼济天下”，就“独善其身”。这个事件是他从积极主张改革政治到消极颓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的转折点。 白居易四十四岁时，写了《自海》和《画水月菩萨赞》两篇作品，表现了浓厚的消极遗世的思想。在《自诲》中，他对自已过去要求改革弊政，和权贵作斗争表示后梅，认为这样忙忙碌碌，只是自讨苦吃，自促短寿。并教诲自己：“而今面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妄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在《画水月菩萨攒》中，更发愿归依佛法，说“弟子居易，誓心归依，生生劫劫，长为我师。”可苋白居易消极遗世的思想，不是到了晚年才有的。五十七岁那年，他做到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最后几年，他在洛阳置办了房产，宅内有花园池塘和亭台楼阁，家里有歌伎舞女，喝酒赏花，吟诗做赋，或者同和尚道土交交明友，沉浸在佛道思想之中，自称香山居士、醉吟先生。 白居易早年经过离乱，生活比较贫困，对不良的政治和黑暗现实不满。在踏进官场的初期，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锐意改革，和“权豪贵近”作斗争。那时他“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期讥，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寄唐生》)。他把写作讽谕诗当作改革政治，向大地主作斗争的武器。这些诗歌，在当时和以后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到了后期，他经不起大地主当权派的打击，从此决心退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晚年更是过着逍遥自在的闲适生活。“我身与世两相忘”，“不独忘世兼忘身”(《诏下》)，大量闲适诗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明代王世贞说，乐天“晚（年）更作知足语，干篇一律”(《艺苑觉 486 ==========第190页========== 言》)，可谓一语中的。我们看看为白居易所推崇的杜甫，他安史乱后，流离奔走，漂泊西南十余年，但一直到死，没有忘怀政治，依旧关心人民，因此晚年的不少诗作，仍能放出现实主义的光辉。又看看与白居易晚年往来唱和的刘禹锡，他遭到长期贬谪，但战斗意志却老而不衰。白居易晚年虽然没有象元稹那样后来竟至去勾结宦官、打击进步势力，但是跟杜甫、刘禹锡晚年的思想创作相比，就远为不如了。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决定他的创作，如果他政治落后，思想消极，脱离现实斗争，那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了。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白居易死于唐武宗（李遽）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卒年 七十五岁。作品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第二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白居易不但创作了大量诗歌，为了配合新乐府运动，他还提出了一套诗歌理论，分别见于《与元九书》、《策林六十九》、《新乐府序》和《寄唐生》诗等篇。特别是《与元九书》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意见，是一篇著名的诗论。他的诗歌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侧。他在《新乐府》前面的小序中说，这五十首乐府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认为写诗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要有切实的社会内容，这样才能发挥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惟歌生 187 ==========第191页========== 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反映民生疾苦，是为了让皇帝知道后，采取适当措施，以维护封建统治。白居易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的，如果认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那就错了。 第二，反对“嘲风雪，手花草”的形式主义诗风。白居易对我国古代诗歌作出了总结性的评论，肯定了《诗经》中民歌反映现实的精神，批判了南北朝以来“嘲风雪，弄花草”的形式主义诗风，对齐梁遗留下来的讲究词藻声律、无病呻吟的诗风十分痛恨，认为是“诗道崩坏”，所以他“欲扶起之”(《与元九书》)，大力提倡诗歌创作要言之有物。他说自己的讽谕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规劝）”，“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他以能否反映瑰实作为评诗的标准，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我们拿这个标推来衡量他自己的诗，事实上内容比较充实、社会意义较大的诗在他的诗集中也只占一小部分，另外一些诗，特别是晚年的诗，因为他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远离人民，不问进事，所以没有多大意义。 第三，提倡浅显易懂的文学语言。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他自己的诗“其辞质面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这是说形式要为内容服务，把诗歌创作当作改革政治的一种手段，运用语言不能脱离写诗的目的。白居易主张诗的语言要浅显易懂，他自已就努力这样做。如开头我们提到的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就写得十分明白晓畅。此外，象“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象“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自河南经乱，兄弟离散，寄诸兄及弟妹》)，无论是议论或者是抒情，诗句都有明白如话、浅显易懂的特点。传说白居易写 188 ==========第192页========== 诗先要念给老妇人听，懂了就写下来，不懂就重新改过，力求通俗易懂，这在当时说来很不容易。 乐府诗本来是汉代反映现实、可以歌帽的民歌。后来文人模仿乐府民歌创作的不能唱的诗也财叫乐府，这些诗内容和诗题往往不一致。唐宪宗（李纯）元和初年，李绅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给元稹，元稹和作十二首，继承了杜甫因事立题的传统。白居易看到他们的乐府诗，表示赞同，自己也有计划地写了五十首《新乐府》。它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并自出新题，比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政治情况，表达诗人的政治见解。在形式上向民间歌谣学习，使新乐府具有民歌的风味。这样，由李绅开头经白居易提得，新乐府运动便蓬勃开展起来了。当时不少诗人运用新乐府的体裁写了许多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诗歌，如李绅的《悯农》（二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等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好诗。新乐府运动在中唐时期蓬勃发展，不是偶然的。自从永贞革新失败以后，唐王朝内部中小地主和豪族地主之间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仍卡停止。新乐府运动就是适应这种政治斗争面发展起来的。当时的韩(愈)孟（郊）诗派，在思想内容上落后以至反动，在艺术上追求险怪冷僻，有时简直是搞文字游戏。新乐府运动跟韩孟诗派是对立的，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碳对冲击当时那种不良诗风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白居易的诗歌 白居易的诗留传下来有二千八百多首，他是唐代诗歌创作最多的诗人。他曾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 í89 ==========第193页========== 律四类。讽谕诗就是政治讽刺诗，反映诗人的政治主张，闲适诗表现闲适的生活和感情，感伤诗表达身世遭遇之感；杂律诗是偶有所感写下的绝句或律诗。 白居易的讽谕诗作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之间，大部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其中《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他任谏官时有计划写成的要求改革现状的政治讽刺诗，多方面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黑暗现实。 首先，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严重的封建剥削、压迫和人民的痛苦生活。如《杜陵叟》： 壮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不向上司报告），急敛暴征求考课（考察）。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皇帝的命令写在白麻纸上），京畿(京城及周围地区。畿，i,读机”)尽放（赦免）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救牒（命令）榜（张挂）乡村。十家粗税九家毕，虚受吾君燭免（免除，镯，iuān,读娟）恩。 这首诗揭露了在农民遭受严重灾害时，地方官吏不顾农民死活，更加残暴聚敛的情况。“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四句写得十分尖锐有力，充分反映了封建剥削的残酷性，也说明了诗人对这种横征暴敛是强烈反对的。但这首诗的一个根本错误正如其他讽 190 ==========第194页========== 谕诗一样，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总头目皇帝搽脂抹粉，好象皇帝具有“恻隐之心”，做坏事的只是那些豺狼般的下级官吏而已。不过最后两句，在客观上对皇帝免租的虚伪性也有一定的揭露作用。再如《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粪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 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目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歌。翻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救，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此诗描写了一个卖炭老人受到“宫官市”剥削的悲惨情景。当时皇官里需要什么就派宦官充任“宫使”，到市场上去用少量丝织物强行换取别人的货物，叫“宫市”，实际上等于公开抢劫。王叔文执政时，曾革掉这个弊政，但不久又恢复了。诗中描绘了卖炭老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痛苦无告的生活。“满面尘灰烟火色”两句写尽了劳动的艰辛，“可怜身上衣正单”两句突出了老人矛盾而复杂的心理，烘托了老人机寒交迫的悲惨生涯。劳动的果实转眼被抢，这“半匹红纱一丈绫”又怎么养家活口1诗的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这种巧取豪夺的“宫市”制度的批判。这首诗诗句凝炼生动，通过外貌、行动和心理描写塑造了卖炭翁的形象，艺术性比较高。但诗中老人的形象，未能反映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据史书 191 ==========第195页========== 记载，唐代实行宫市期间，曾经有个农民用驴子拉柴到城里去卖，碰到了宫使，宫使只用几尺绢作为代价就抢去了柴，同时又向农民勒索“门户钱”，要拉走驴子。这位农民起初退还那儿尺绢当作“门户钱”，要求留下驴子，但官使还是不肯。“农夫日：‘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值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韩愈《顺宗实录》）。这位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敢于痛打为非作歹的宫使，就表现了强烈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精神。 跟《杜陵叟》《卖炭翁》题材类似的还有《重赋》《红线毯》和《缭绞》，描写了地方官吏压榨人民、搜括土特产“进奉”给皇帝以取得宠信的事，表现了诗人反对在一般赋税之外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诗人要求皇帝接受他的意见，取消这些加给人民的额外负担，这实际上当然是做不到的。 其次。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批判了贲族世袭制度。 在《黑潭龙》中，诗人把皇帝比作神龙，把皇帝周围的大臣们比为狐狸、老鼠，把老百姓比为任人宰割的猪。“狐假龙威”，任意妄为，残害无辜的猪。“林鼠山狐长醉饱”，“孤何幸，豚何率，年年杀豚将倭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表现了诗人对贪婪的官吏深恶痛绝的感情。诗人对皇帝往往加以美化，认为一切坏事都是臣子们干的，但此诗中“九重泉底龙知无”一句，对皇帝的昏蒲多少也流露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在《天可度》一诗中，诗人对一些大臣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两面派作风加以无情的谴责：“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海底鱼兮天上鸟，高可射兮深可钓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君不见李义府（唐高宗宰相）之辈笑欣欣，笑中 I92 ==========第196页========== 有刀潜杀人，阴附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瞋(chen,读“踩”，瞪眼睛)”。诗人对那种“伪言巧似簧”的人物作了细致的观察，运用比喻加以描写刻划，字里行间充满痛根和批判的情绪。此外，诗人还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任意役使人民建造高楼大厦，“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伤宅》)；他们从人民那里搜括来大量赋税肆意进行惊人的挥霍，“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等等。 在《涧底松》中，诗人反对用人唯贵，希望统治阶级能够根据才学选拔人才，改革讲究门第的世袭官僚制度。 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 白居易认为，出身世家豪族的人利和出身低微的人社会地位虽有高低之分，但地位高的人未必就贤明，地位低的人未必就愚蠢。柳宗元在《掩役夫张进骸》中有“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的诗句，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并不下贱，而贵人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封建论》中说：“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平？”那些世袭的统治者果然是贤明的吗？被统治者果然是不贤明的吗？白居易《润底松》这首诗也有同样的看法。这是对费族的世袭官僚制度的抗议，是对儒家只讲门阀、用人唯“贵”雌“亲”的传统观念的批判。另外，白居易在一首《悲哉行》（此诗不属于《秦中吟》《新乐府》组诗）中，描写了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得到功名的艰难情景：“可怜少壮日，适在穷贱时。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贵为？”功名富费到手之日，已是将近老死之时。可是另一些世袭的贵族子弟们，“二十袭封爵，门承 193 ,· ==========第197页========== 助戚资，”他们凭世袭地位得到爵禄，实际上是一一窍不通的草包，“声色狗马外，其余一无知。”鲜明的对比，暴露了统治阶级世袭官僚制度的腐朽，体现了诗人要求改革的思想。 还有值得提出的是《陵园妾》一诗，小序说“怜幽闭也”，这是借为死去的皇帝守陵的宫女来比喻被谗遭黜的人。诗中说：“忆昔官中被妒猜，因谗得罪配陵来。…山官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诗人为当时一些遭到长期贬斥的人感到不平。“雨露之恩不及者，犹闻不啻（不止。亩，ci,读“斥”）三千人！我尔君恩何厚薄？愿令轮转直（值）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为什么同是臣子，“厚薄”就有这么大的差别？诗人对此提出责问，流露了不满情绪。最后两句是诗人的愿望，要求皇帝大发“仁心”，让贬谪的官员们能回到朝廷中来。诗为何人而作，没有说明，但我们知道，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贬到边远的地区。宪宗还特地规定，即使以后逢到发布赦令，这几个人也不得赦免。诗中所说被谗遭黜的人，可能也是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 白居易的讽逾诗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腐败政治，描写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为我们认识和批判豪强地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较高的艺术性。他善于选择典型事件塑造典型人物来突出主题思想。《秦中吟》和《新乐府》都是一首诗写一件事，刻划一个人物，表现一个主题，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卖炭翁《新丰折臂翁》里描写的两个老人给人印象颇深，两首诗通过这两个老人的悲惨遭遇，分别反映了唐代劳动人民遭受“宫市”剥削和统治阶级乱抓壮丁之害的痛苦生 I94 ==========第198页========== 活。又如《上阳白发人》，通过一个在深宫里埋葬了青春的老宫女的悲惨诉说，反映了封建帝王摧残妇女的罪恶。这个官女十 六岁进官，与世隔绝了近五十年，过着凄凉的生活。象她这样的人何止千百个，她不过是无数官女中的一个典型罢了。诗人还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突出了她的特殊遭遇：“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玄宗李隆基年号)末年时世妆。”老宫女穿着五十年前的时装在人们面前出现，正写出了她长期关在深宫的辛酸万史。 讽谕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叙述和议论结合。在叙事的过程中，插入一段议论，这样就加强了诗歌的暴露性和批判性，直接表达了诗人的爱憎感情。如《海漫漫》中，诗人描写了求仙访道的荒诞虚安之后议论道：“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即《老子》)，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直截表明他反对皇帝求仙，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再如《红线毯》中，诗人叙述了地方官逼迫人民织了漂亮的红线毯进奉给皇帝之后写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段议论表现了诗人反对“进奉”、“羡余”之类加重人民负担的剥削，反对统治集团穷奢极欲。这些议论和叙述部分有机地结合，使得诗歌的主题思想更加鲜明突出。白居易的讽谕诗也有小部分是美化皇帝，宣扬唯心主义的封建糟粕的作品，如《牡丹芳》说什么“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等。但总的说来，讽谕诗是他全部作品中比较好的部分，其中许多作品具有强烈的揭霹和批判的意义。白居易曾说自已这些讽谕诗使“权蒙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可见他前期跟大地主大官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也说明讽谕诗在当时起 195 ==========第199页========== 了进步的作用。 白居易还有两首长篇叙事诗比较出名，那就是《长恨歌》与《琵琶行》。《琵琶行》是他贬为江州司马后第二年所作。这耸诗写一…个琵琶女“年长色衰”、“老大嫁作商人好”的经过，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妇女被玩弄、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同时也打发了诗人迁滴后“天涯沦落”的失意心情。篇中写商妇弹琵琶一段很有名。他写弹琵琶时的音响：如“急雨”，如“私语”，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又如“间关莺语”、“幽咽泉流”，如“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等等，真是妙喻连翩，令人目不暇接，艺术性是很高的。 《长恨歌》则是一首美化剥削阶级及其瘸朽的思想感情的作品。诗中写到杨贵妃生活享受的奢华，以及兄弟姊妹都因她而无功受禄，賜地封侯，还有“汉皇重色思倾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诗句，对唐明皇（即玄宗）的荒淫误国是作了一些讽刺的。但从诗的总体来看，白居易却是美化了唐明皇和杨贵妃及其荒淫无耻的生活。在诗人的笔下，一个荒淫的皇帝被描绘得如此缠绵悱恻、“爱情专一”，竟会对个妃子之死，“此恨绵绵无绝期”，真是吹捧、歌颂到了极点，充满了地主阶级人性论。过去有些人评论这首诗时曾乘机放毒，说什么“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是爱和死”，说什么在玄宗和贵妃身上“赋予了人民群众对爱情的坚贞的优秀品质”等等，真是胡说八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个皇帝一个妃子，他们的淫乱生活，怎么能跟劳动人民的坚贞爱情相提并论呢？修正主义文艺评论利用《长根歌》中的糟粕，宣扬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和思想，把人门的注意力引向“儿女之情”，消磨 196 ==========第200页========== 人们的革命意志，是应当严肃批判的。 白居易早期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他毕竞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文学家。在他的诗文中，儒家的忠君思想和阶级调和论是相当浓厚的。限诗人杜甫一样，白居易对皇帝也怀着“葵藿之志和“蝼蚁之诚”(《杭州刺史谢上表》)。他对“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伤宅》)的社会现象是不满的，但他主张由皇帝自上丽下地来铆以改革。他有不少诗歌宣扬了“君民一体”的思想，最典型的是那首《骠国乐》，诗中有一段说：“观身理国国可济，君如心兮民如体。体生疾病心惰（惨）凄，民得和平君恺悌”。这反映了他对于国家和治理国家的看法，最清楚地暴露了他的阶级调和论的思想糟粕。所谓“君如心兮民如体”，更是十足欺骗性的理论。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是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决不可能是什么“心”和“体”的关系。白居易宣扬这种“君民一体”的思想，完全抹煞了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为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服务的。白居易诗集中，还有不少既叙写自己的舒适生活同时义念及人民穷困的诗，也存在着阶级调和论、“人性论”的思想感情，对那些作品我们也应当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分析批判。 白居易有些诗还表现了消极避世的思想。在这方面，《泳怀》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诗：“自从委顺任浮沉，渐觉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妻儿不问惟耽酒，冠带皆慵只抱琴。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胖苦悲吟。”这首诗宣扬了听天由命、不管世事的消极思想，对屈原坚持斗争、写诗抒发悲愤苦闷的行动还感到好笑不能理解，以自己能“灭除忧喜色”、“消尽是非心”为得计，实际上暴露了他经不起政治 197 ==========第201页========== 上的挫折和打击的考验。对这种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我们应当进行严肃的批判。 白居易的诗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在世时，作品就已经为人们所传抄、吟诵。《卖炭翁》一诗在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就传到了新疆，当时回纥族（即维吾尔族）有位叫坎曼尔的诗人就抄写过这首诗。坎曼尔自己还写过一首《诉豺狼》的诗： 东家豺狼恶，食吾娘，饮吾血。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 这是一首痛骂恶霸地主的诗。诗中的“锒”是“饑”的简化字，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面制食品，诗人在诗中用贫苦农民的口吻，控诉、揭露了那些吃人豺狼的残酷行为。这首好诗实际上是当时唐代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产物，《诉豺狼》显然受了白居易诗歌的影响，如拿它跟白居易《杜陵叟》对照来看，两者关系更为明显。《诉豺狼》写作上的特点是未押韵，句式上三、四、五、七言杂用，但就其对残暴剥削者揭露的大胆与强烈来说，是超过白居易的。 白居易的诗在国外也广泛流传，如当时日本、高丽等国都高价收买他的诗。这说明他的诗歌早在古代就已为国外友人所重视，在国际文化交流上起了积极作用。 198 ==========第202页========== 清 第十一章柳宗元 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散文，他的文章代表了唐代散文的高度成就。柳宗元生活在唐代中叶，是著名的法家和文学家，唐代古文运动的英勇旗手。他的作品在当时儒法斗争中，宣传革新主张，为革新派的政治路线服务，有着进步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战斗性。 第一节柳宗元和古文运动 柳宗元（公元773一819年），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县)人，故称柳河东。他出身于小官僚家庭，年青时就有改革政治的抱负。柳宗元二十岁中进士，二十六岁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做集贤殿正字（做校订工作的小官），以后还做过兰田县尉和见习监察御史等职。但这些官职都不便于他从事政治改革活动，只是到了三十三岁他参加了“永贞革新”集团，成了这个革新集团的主要骨干，才真正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永贞革新”集团的首领是王叔文。他出身低微，在做太子侍读时，经常与李诵（后为顺宗）议论当时的弊政，提出不少革新主张，深得李诵赏识。公元八○五年李诵即位，王叔文曾一度执政。他实行用人唯贤的路线，选拔并重用柳宗元、刘禹锡 199 ==========第203页========== 等有志于革新的人物，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惩办反动大官僚京兆尹李实，禁止掠取民财的“宫市”，免除节度使额外剥削人民的“月进钱”，放还宫女，等等。此外，他们还打算夺问宦官的兵权打击藩镇割据势力。这些进步的措施和主张，矛头都是针对贵族大地主保守势力的，因面也就必然会遭到顾固派的疯狂反扑。以宦官俱文珍、节度使韦皋为代表的顽固派，逼迫顺宗让位，使时仅半年的“永贞革新”半途天折。宪宗（李纯)上台，秉承官僚大地主的意旨，立即对革新派实行残酷的镇压。王叔文、王伾贬官被害，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集团的骨干均被贬到荒远的地区做“司马”小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先被贬为邵州刺史，半道又改贬永州司马。十年后，在宰相裴度的帮助下，他和刘禹锡等五人曾被召回京城，将被重新起用。但由于顽固派竭力反对，他们再度被宪宗贬到更远的地区去做官。柳宗元这一次被贬到柳州当刺史。长时期的贬谪生活使柳宗元有机会接触现实和人民，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更竖定了自已的立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他继续实行法治，改革弊政，抑制豪强，释放奴婢，发展生产，坚持革新事业。 顽固派对革新派多方进行迫害，他们还利用韩愈等人对柳宗元进行了思想围攻。 韩愈（公元768一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想依附大地主阶级，但他常遭豪门贵族的压制，曾因事被贬阳山，后来又被贬潮州。他的思想主导方面是儒家的，但世界观内部也存在一些矛盾，有时“恃才肆 200 ==========第204页========== 意，亦有憝(，读丽”，违背)孔孟之旨”(《旧唐书》本传)。例如在《进士策问十三首》中赞扬管仲、商鞅的功业，在《石鼓歌》中对孔丘周游各国面不到秦国、编集诗歌而遗漏秦代的刻石铭文表示不满。此外他的有些诗文发表过一些合理的意见。如《师说》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进学解》说：“业精于動荒于嬉（游玩），行戒于思毁于随（随便，马虎）”。又如当时有人说李贺父亲名晋肃，“晋”、“进”同音，李贺应避父讳不能去应进士考试，韩愈就写了一篇《讳辩》，反对这种错误奥论，劝告李贺不必避讳，可以去参帅考试，等。不过总的说来，韩愈的作品大量的是宣扬孔孟之道和谀墓之作，是为维护大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韩愈不仅大量宜传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人感应论，而且鼓吹儒家“仁义道德”的教条，“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吹捧圣人创造历史，“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同上）；宣扬反动的人性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三”，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原性》)；鼓欧赤裸裸的剥削有理论，“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则诛”(《原道》)：提出读书、作文是为了复兴儒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送陈秀才彤序》)。此外，韩愈一方面吹捧宦官俱文珍是什么“材雄德茂”的“伟人”(《送汴监军俱文珍序》)，另方面又诬蔑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成员是“乘时偷国柄”的“小人”(《永贞行》)，政击他们是“侥幸而速进”(《顺宗实录》)，等等。为了从政治上理论上驳斥韩愈的反动思想，柳宗元奋起反击，这就形成了当时著名的“韩柳之争”。 这场儒法斗争的大论战，直接影响到唐代的古文运动。 六朝时期，盛行骈文，专门讲究对仗、声律、词藻。这种形式主 201 ==========第205页========== 义的文风，虽然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还是延续了下来。随着“韩柳之争”的深入并展，韩柳两人各自都感到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已经成了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障碍，需要反对骈文，提倡先秦两汉奇句单行式的文体。唐代古文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要求下发生、发展的。过去的文学史说韩柳在古文运动中“有共同一致的要求和自标”，这是不正确的。尽管韩柳两人在古文运动中提出了“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主张，表现了他们都主张在文体和语言方面进行改革。但韩愈所要宣扬的道是孔孟之道，他自己说“通其辞若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而柳宗元所说的道是“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他要求通过文章来宣传进步的政治思想，所以两者是不同的。过去尊儒派片面吹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其实只有柳宗元才代表了古文运动的进步倾向，才是这场运动真正的旗手。在“韩柳之争”这场政治思想的大论战中，柳宗元写下了大量优秀的论说文，有力地批判了豪门大地主顽固派所推行的反动政治路线及其思想基础孔孟之道，阐述了自己进步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他的许多诗文还深刻地反映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拐露了顽固派丑恶贪横的行径。这些作品至今还闪烁着战斗的光辉。 由于政治上长期受折磨，加上不服南方水土，柳宗元的健康每况愈下，终于在公元八一九年死在柳州任上，年仅四十七岁。柳宗元和刘禹锡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临死前，他把自己全部的书稿寄交刘禹锡保存。刘禹锡“执书以泣”(《河东先生集序》)，后来用了两年时间，楂他编城了《河东先生集》四十 五卷，行于世。 202 ==========第206页========== 第二节柳宗元的散文 柳宗元一生留下了大约六百多篇作品，其中散文有四百多篇。这些作品不仅内容丰富，面且形式多样。 著名的《封建论》，是柳宗元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封建”是指春秋以前的“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在这种制度下，诸侯各自为政，实际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自从秦始皇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来，一直存在着坚持郡县制还是复辟分封制的斗争。这个斗争实质上是主张革新前进，还是妄图复古倒退；是坚持国家统一，还是搞分裂的两条路线斗争。到了中唐，藩镇割据的情况很严重，他们拾出了反动的分封制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柳宗元写下这篇杰出的政论文。文章首先探讨了封建制产生的过程，阐明了封建制的出现“非圣人意也.势也”的社会进化论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君权神授”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反动谬论。接着举古证今，列举周秦汉唐四代史实，反复论证郡县制的优越性，肯定了秦始皇以那县制代替分封制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提出了唐代“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复古倒退思潮，表达了作者反对分裂、坚持统一的进步思想。他指出：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辛，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笑猾时起，虐害方域者， 203 ==========第207页========== 失不在于州面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柳宗元的《封建论》论点鲜明，论据充实，说理透彻，逻辑谨严。它不但在当时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大搞分裂复辟的反动顽固派的作用，而且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连宋代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宗元之论出，面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复易也。”（苏轼《始皇论》，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四) 《天说》是柳宗元的又一篇很杰出的作品。当时儒家代表人物韩愈大肆鼓吹天能“赏功罚祸”的谬论，胡说什么人类开发自然，破环了天地的“元气”，应遭到天的惩罚。还叫嚷“有能残斯人”者，就是“有功于天地者”，“受赏必大矣”（转见柳宗元《天说》)。这种赤裸裸的反动论调，是为贵族大地主阶级残酷统治、镇压人民服务的。针对这种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谬论，柳宗元写了《天说》这篇光辉的唯物主义论文。他认为天、地、元气和瓜果一样都是物质的，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他指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与天毫不相干，那种认为天能赏罚的谬论是极其错误的，从而对韩愈的“天刑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此外，柳宗元在《天对《时令论》等文中都论述了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更可贵的是，他在《断刑论》中还戳穿了儒家鼓吹天命论的政治阴谋是为了愚弄人民：“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 柳宗元还对充塞儒家反动观点的《国语》作了批判。《国语》是一部史书，柳宗元认为“其说多诬淫”(《非国语序》)，就写了一组六十七篇的《非国语》对它进行批判。《国语·晋语》 204 ==========第208页========== 中记载，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曲梁这个地方违犯军纪，而中军司马（军中执法官）魏绛却斩了他的仆人。御宗元对此提出了责难： 仆，禀命者也。乱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费，不能讨，而裹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后世多为是以害无罪。(非国语下·戮仆》) 驾车的仆人是听从公子命令的，驾车乱了阵势的罪责应在于公子。因公子高贵而杀害无罪的仆人，不仅不合理，而且也会使后人效法去杀害无罪的人。文章写得很短，寥寥几行，就无情地揭露了“害无罪”的罪行，渐去了儒家“德治”、“仁政”的假面具，同时也对“刑不上大夫”的反动实质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揭露反动统治集团的丑恶本质，是柳宗元文学作品中突出的一个方面。其代表作是他的著名寓言《三戒》。它由三个短篇故事组成。作品中描写的对象虽然是驴、麋、鼠三种动物，但讽刺的却是顽固守旧派。这个主题在序里说得很清楚：“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很显然，他作《三戒》是借物喻人，把保守集团中那些依势逞强，受宠而骄，恣意横行的群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予以无情的鞭挞。 《临江之麋》写的是一只小廉。由于它受到主人的宠爱和保护，以致群犬不敢吃它，但这只小麋稍大以后，“不知推己之本”，离开了主人，欲与外犬为戏，结果被外犬“共杀食之，狼藉 205 ==========第209页========== 道上。”这就是序里所说的“依势以干非其类”者的下场。《黔之驴》写的是一只“庞然大物”的驴子，它终于被老虎识破了它的伎俩，“因跳踉大嘀（大声怒吼。阚ǎn,读“喊”），断其喉，尽其肉。”这就是序里所说的“出技以怒强”者的下场。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讲到了这则寓言：“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黔之驴》是一篇很有意义的寓言，这个寓言直到今天，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派都和这只驴子一样蠢，最终将被革命人民所打倒。《永某氏之鼠》的故事是这样的：永州有一个人，相信天命，因自己生于子年，生肖属鼠，故尊鼠为神，家里“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于是老鼠相告来他家里，“饱食而无祸”，使“室无完器，桃(y,读“宜”，衣架)无完衣”。老鼠在大白天竟敢“累累与人兼行”，晚上则“窃齧(i,读“赛”，咬)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简直到了横行无总、无恶不作的地步。后来某氏搬走，房子另换了主人，而老鼠仍然作恶如故。新主人非常厌恶这些恶物，于是设法“罗捕之”，全部消灭。这就是作者在序里所说的“窃时以肆暴”者的下场。 柳宗元写这些文章，是很有针对性的。作者在《临江之麋》中说：“麋至死不悟”：在《黔之驴》中说：“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在《永某氏之鼠》中说：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这批判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恃宠作恶的官僚、愚顽鄙劣的贵族，并指出他们的命运与，、驴、鼠一样，虽然可能狷 206 ==========第210页========== 獗一时，但终究不会有好下场。柳宗元的《赖班传》也同样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频敷者，善负小虫也。行遏物，辄(zhé，读“哲”，就)持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zipū，读知铺”，跌倒)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已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面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作者借用顿鳜这种小虫善负物、好爬高的特性，十分形象和深刻地刻划了“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的大官僚大地主们，贪得无厌的丑恶行径。文章写得含蓄生动、犀利辛辣。 柳宗元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疾苦。《捕蛇者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文中叙写捕蛇者蒋氏一家深受严重剥削和压迫的情况。蒋氏三代都以捕蛇为业，祖父和父亲都死于捕蛇，自己也千了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但他却不愿更役复赋，因为“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因苦不堪）矣”。这里从捕蛇之艰险，更衬托出赋敛之苛毒。接着通过蒋氏之口，控诉了反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 207 fai3 ==========第211页========== 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面乡邻之生日蹙，弹(càn,读“丹”，尽)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劳累倒毙。踣b5,读“驳），触风雨，袍寒暑，呼嘘毒疠（疫气。病，，读“立”），往往前死者相藉也。囊(nǎng,读“攮”，从前)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宝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面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骚扰。隳，u,读灰”)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 人民啼饥号寒、迁逃死亡的惨况，和官吏行凶作恶的丑恶面目都真实而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紧接着作者从捕蛇者 一年犯死二次和乡邻天天受死的威胁，得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结论，从而批判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苛政”。 柳宗元还在一些散文作品中，叙写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如《童区寄传》，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政的少年牧童的形象。这个十一岁的穷苦的小牧童，当他被两个强盗绑架贩卖时，毫不畏惧，跟敌人展开斗争： 二章贼劫持反接，布饕其口，去逾酒十里之墟所卖之。寄伪月啼，恐栗为儿恒状（平时状况）。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断）；因取刃杀之。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遵曰： 208 ==========第212页========== 、 “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被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敦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切惮多复取刃杀市者。 他先是乔装儿啼，作出惊恐之状，麻痹敌人，接着利用豪贼“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的机会，乘盗不备，使缚手的绳子靠在刀刃上用力上下磨擦，断绳得脱，取刀先杀一盗。当他逃跑不久，被第二个强盗抓住要加杀害时，他又利用篆贼贪利的特点，智服强盗，保存了自己，并最终在夜半忍着伤痛，设法“以缚即炉火烧绝之”，取刀把第二个强盗也杀了。《童区寄传》热情地歌颂了机智勇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少年牧童，同时也揭露批判了纵贼为暴的官吏，和生强盗、贩卖人口的黑暗社会。本文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突出鲜明，是篇优秀作品。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都作于“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 二年”(《别舍弟宗一》诗)的贬滴生活中，因物喻志，表现他遭贬斥的抑郁不平之感。最著名的有《始得西山宴游记》、《钴舞潭记》、《钴锝潭酉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合称“永州八记”。这八篇游记的共同特色是：模山写水，以抒不平；“牢笼百态”，省托深远。在描写自然景物的形象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如《钴鸨谭西小丘记》，先着重描绘小丘群石之奇特：“其石之突怒偃塞(yan jian,读“眼简”，高耸)，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 209 ==========第213页========== 嵚(qin,读“钦”，高峻)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山势耸起似怒，争为奇形，群石下趋之状，若牛马在溪里饮水，其上挺之态象熊罴之登山。这种山石竞奇，静中显动的景物，无疑体现了作者战斗的锋芒和不可磨灭的棱角。当他最后写到以低价买得小丘时，很有感慨地说：“噫！以滋丘之胜，致之沣、镐、鄢(hù，读户”)、杜，则贵游之土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面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小丘之“连岁不能售”，实际上是他自己久谪不调的遭遇的写照；山水之被遗弃，也是暗喻自己的被排挤；“贺滋丘之遭”的反面，也正是自己生不逢时、为世所弃的感慨。他把被人遗弃的美好山水和自己的不幸遭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托物兴怀，情见乎辞。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仅继承了《水经注》现实主义的写景传统，刻划入微，文有诗境，歌颂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他的“永州八记”是我国古代山水游记文学的典范。明人王世贞说：“永州诺记，峭拔紧洁，其小语之冠乎！”(《书柳文后》)但由于柳宗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作品中往往也反映出某种陶醉于山水的消极思想和凄苦心情。 柳宗元和屈原的遭遇很相似，又都具有要求改革的进步思想，所以屈原及其楚辞对柳宗元影响很大。柳宗元贬官路过湘江时，就曾模彷楚辞写了一篇《吊屈原文》，以古讽今，抨击了当时的守阳势力。其他如带有寓言色彩的《憎王孙文》、《骂户虫文》，也都是模仿楚辞的优秀作品。 柳宗元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创作不 20 ==========第214页========== 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且在艺术上也有创新和发展。这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对后代散文的发展也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三节7柳宗元的诗歌 柳宗元不仅是一位大散文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柳河东集》中，现存柳宗元诗歌二卷，约有一百四十多首。这些诗绝大部分都是被贬官时所作，表达他愤慨不平的情思和坚持革新的主张，艺术性也比较高。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 四州》就是一首很优秀的七律：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颳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培。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宗元、刘禹锡等在“永贞革新”失败后都被贬为司马。元和十年他们被召回京城后不久又被迁为刺史。韩泰为漳州刺史，韩晔为汀州刺史，陈谏为封州刺史，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自己为柳州刺史。这首诗就是柳宗元一到任所时为怀念上述战友面作的。诗中先写诗人登柳州城城楼远跳，目接辽阔的荒原，景色苍茫，引起了海天般的无穷愁思。接着就以“惊风”、“密雨”喻反动的守旧势力多以“芙蓉”（荷花）、“薜荔”（木莲花)比喻革新派，再用“乱颳”、“斜侵”来影射顽固派对革新派的打击、迫害，从而点明了“海天愁思正茫茫”的原因。再接 21川 ==========第215页========== 着诗人写到山树层层遮住了视线，江流多曲犹如愁肠，触物兴怀，抒发了思念战友和愤郁不平之感。“百越”，泛指南方各地。“文身”是当时南方人在身上刺绣花纹以避虫害的风俗习惯。最后两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同遭贬，共投南荒，虽音信断绝，各在一乡，但仍应继续与保守势力斗争到底。这首诗写得苍劲悲壮，含意深远，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巧妙地抒发了对顽固派的愤根之情，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好。柳宗元还有…首很著名的小诗《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装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过去被人们称为“写景小诗”，其实作者不是为写景面写景，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不在于描绘了一幅江雪独钓图，而是塑造了-一个屡遭打击商坚强不屈的革新派的人物形象。在漫天飞雪，“鸟飞绝”、“人踪灭”的严冬环境中，独有一个身穿蓑衣，头戴竹笠的渔翁傲然独钓。这个微岸风雪的形象不正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吗？当然诗中也流露出一些孤寂的想感情，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柳宗元的咏物诗也和他的写景诗一样，常常巧妙地托讽禽鸟，寄言树草，抒发对革新失败的感愤不平，鞭挞守旧势力的丑恶行径。如《笼鹰词》：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翮曙光。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销平冈。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免腾苍茫。 212 ==========第216页==========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苣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指秋天）复为假，拔去万里云间翔。 这里诗人以苍鹰自喻，面把守旧势力比作“云雾”、“虹霓”、“荆棘”、“狐兔”等。诗的前半部份描写苍鹰披云裂雾、“下攫狐免”、“独立四顾时激昂”的雄姿，借以表现“永页革新”时革新派的奋发有为。后半部份写苍鹰遭逢气候之变，受到摧残，隐喻变法失败，守旧派得势，革新派屡遭打击迫害。“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正形象地反映了柳宗元等人的处境。诗的最末二句托物言志，表达了诗人不甘失败，期望有朝 一日冲出樊笼，“拔去万里云间绑”，继续战斗，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柳宗元在咏梅诗《早梅》中，也采用了与此类似的手法。诗人热情地歌颂了“朔吹飘孜香，繁霜滋晓白”的梅花不畏寒风严霜，高树怒放的姿态，表现了诗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同时又以“寒英坐销落”的诗句，既为梅花，也为自已遭受冷遇，深感不平。 《田家》三首是一组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露大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的优秀诗篇。其中第一、第二首写得尤其杰出： 蓐食（早饭）徇(×ún,读“旬”，从)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札札未相(Is,读“垒饲”，农具)声，飞飞来乌鸢(yuān,读“冤”，老鹰)。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子孙日 213 ==========第217页========== 以长，世世还复然。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寂寞）。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藉。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 农民全家一年到头，起早摸黑地辛勤劳动，然而劳动果实全被统治者掠夺：“尽输助徭役”，“蚕丝尽输税”，世世代代受尽剥削和压迫。农民穷困到“机杼空倚壁”，可是当官府的差役来逼讨租税时，还不得不设法杀鸡作饭来供应他们。东乡的农民由于“车毂陷泥泽”，租税交迟了，结果遭到官府残酷的毒打。这是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缩影。 这两首诗和《埔蛇者说》一样，是现实主义精神很强烈的文学作品，不仅真实地暴露了在顽固派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而且无情地斥责了“悍吏”“里胥”“官长”“公门”压榨人民的罪行。“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藉”，这也是对儒家所菣吹的“仁政”的有力批判。 柳宗元的诗歌，清朗明快，雄浑有力。前人说“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西溪诗话》)。这评语除了把柳宗元与陶渊明、谢灵运不确当地并列而外，却能很好地说明柳诗的特点。“似入武库，但党森严”一句，虽原带贬意，但这也正好说明柳诗强烈的战斗性。 214 ==========第218页========== 柳宗元虽然写了大量优秀诗文，宣传了他的进步思想和政治主张。但他毕竟还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对儒学虽有批判，但他曾把儒学的经典称为“骇道之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写文章的典范。至于好禅求佛、优游山水、贪图安逸等消极思想，在有些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加以批判的。尽管如此，柳宗元仍不愧为一位进步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15 ==========第219页========== 、 第十二章刘禹锡 刘禹锡是唐代中叶著名的法家和杰出的诗人。他与柳宗元既是“永贞革新”的骨干，又是革新派中的舆论战士，号称“刘柳”。刘禹锡的诗文就是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报务的。 第一节刘禹锡的生平 刘禹锡（公元772一842年），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他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二十一岁时与柳宗元同科进士，后又中博学宏词科。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春，他参加了王叔文所领导的“永贞革新”集团。 唐王朝经安史乱后，国势一蹶不振，到了中唐，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土地兼并的结果，使得“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贽《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地方上藩镇割据极为严重，许多藩镇象古代诸侯那样，抗拒朝廷，独霸一方。朝廷里宦官专政，危害人民，结党营私，乃至废杀皇帝。面对着这种黑暗腐败的现实，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主叔文等，从维护唐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主张革新。 刘禹锡是“永贞革新”派中的主要骨干，他尤为“王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荐他为屯田员外郎和判度支盐铁案，掌握“国赋”。他很狠地打击了魔朽反动势力，所以保守派攻击他 2}6 ==========第220页========== “挟邪乱政，不宜在朝”(《旧唐书·刘禹锡传》)。“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被贬为连州（在广东）刺史，半道改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他在朗州十年，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增强了对顽固派的痛恨。他以诗为武器，抒发他愤怒的感情，宣传法家的思想。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廷召他回京师，本欲留他在京里做官，但因他在玄都观题了讽刺顽固派的诗，故复贬为播州刺史，又改为连州刺史，其后调为夔州刺史等，计任职十余年。五 十七岁（公元828年）时召回长安，为主客郎中。但他在玄都观重又题诗，讽刺权贵，又遭到了统治者的打击，把他转为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后曾任苏州、汝州、同州等刺史。晚年因足疾，回洛阳任太子宾客。其间与白居易作诗唱和，故又称“刘白”。终年七十一岁，著有《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他配合柳宗元在哲学思想上向当时的儒家代表韩愈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柳宗元作《天说》，他接着作《天论》，进一步批判韩愈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在《天论》中不仅较深入地发挥了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儒家有神论的唯心主义观点，面且通过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从而否定了儒家孔丘、孟轲、董仲舒、韩愈等人的“天人感应论”。他认为天（自然界）与人各有不同的职分，谁也不能代替。“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他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认为人对自然界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可以利用和改造，如人可以种植收敛，治灾防害等。这表现了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儒家天命决定论的批判。他除了分析产生有神论的自然根源外，还着重分析了社会根源，认为产生有神论是由于 217 ！· ==========第221页========== 人们不实行“法制”。他说：“法大弛（松懈）则是非易位（颠倒）。赏恒在佞(nig,读“泞”，善于谄媚的人)，面罚恒在直”。人们对着这个黑白不分、赏罚不明的社会，必然求于天。反之，如能实行法制，则人定胜天，天不能千预人。他说：“人之道在法制”，“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则“天何预乃（人）事耶！”刘禹锡在这里特别强调推行法制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为他们实行法治、进行改革提供理论根据。其中所讲的“道”是法家的治国之道。当然他提出的“公是公非”是有阶级性的，是以中小地主阶级的是非为标准的。 刘禹锡的法治思想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他主张学习商鞅的法治精神：“徙木之信必行，则民不惑，此政之先也”。他还主张“厚发奸之赏，峻欺下之诛”，提出设置告密的箱子，接受百姓的投告，使“奸不敢欺，此政之助也”。这些都是法家的观点。文中还斥责那些“材拘于局促，智限于罢儒”的官僚，指出他们“以不知事为简，以清一身为廉，以守旧弊为奉法”。刘禹锡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做到“斛酌盈虚”、“唯变所适”。这些也是很正确的意见。 第二节刘禹锡文学作品的思想性 刘禹锡的文学创作，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歌颂法家革新派，抨击儒家保守派，是他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韩愈等保守派咒骂王叔文“诡谲多诈”，恶毒地攻击革新集团的夺权斗争是“小人乘时偷国柄，一朝夺印付私党”(《永贞行》)。可是刘禹锡却完全肯定了王叔文的为人和革新措施， 218 ==========第222页========== 针锋相对地说：“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子刘子自传》)。 刘禹锡有不少诗文为王叔文革新集团领导人物树碑立传，叙写他们改革政治的抱负和才干，歌颂他们推行法家路线的行动，悲痛地哀掉战友们遭受迫害，同时也对保守派的反动本质进行揭露和批判。 昌温是“永贞革新”派中一名很有才能的青年骨干。贞元末举进士，为王叔文所看重。他曾出使吐蕃，回朝后，因王叔文已不掌握大权，不得其用，并由于得罪权贵，一再贬官。年四 十而卒。刘禹锡说他：“始以文学震山川”，“长安中诸生（儒生）咸（都）避其锋”。又说他“年少遇君，而卒以谪似贾生，能明王道似荀卿”(《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指出他的遭遇与贾谊相似，而在明治国之道方面来说，又与荀子相似，这就充分肯定了他的法家思想和治世才能。在《哭吕衡州时余方滴居》中说： 一夜霜风雕玉芝，苍生望绝士林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遗草一函归太史，旅坟三尺近要离。朔方从岁行当满，欲为君刊第二碑。 这里将当权者比为“风霜”，将吕温比为“玉芝”，在反动统治下，象吕温这样有治国才能的人，虽有“济世安人略”，但只能“空怀”，不能施展抱负，最后竟被他们陷害摧残而死，这是对当时反动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抗议。诗人认为吕温胸怀壮志，被追害而死，但死了仍不甘心。诗的结尾处还明确地表示，要 219 ==========第223页========== 为吕温树碑立传。柳宗元在《同刘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待御》中写道：“衡岳新摧天柱蜂，士林颜额（僬悴）泣相逢。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刻记功绩的大钟）”。刘、柳同哭，真是异口同哀。刘、柳的这两首诗可以说是姊妹篇，都是从法家立场上来肯定月温的。 刘禹锡在饱的诗文中，更深情地掉念和歌颂与他志同道合的柳宗元。当他听到柳宗元逝世的消息时：“谅号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衰攻中（心）。涕泪迸落，豌魄震越。伸纸穷究，得君遗书。绝弦之音，凄怆彻骨”(《祭柳宗元文》)。在柳宗元逝世后八月，刘禹锡又写了《重祭柳员外文》，说他有杰出的治世之才，然面竟充施为。“异报同志，异音同叹”，“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耳”。在这篇祭文中处处流露出对柳宗元真挚哀悼的心情。概伤逝者，又恨政敌，只有刘禹锡最能了解柳宗元，他们是同一战线上的亲密战友。象柳宗元这样有治世之才的人，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结局却如此不幸，这是对当时顽固派的控诉。刘禹锡在《为鄂李大夫祭柳员外文》中，曾将柳宗元比为“巨舰”和“良骥”。他说：“大未济（渡），乃失巨舰，长途始半，而丧良骥”。“永贞革新”的事业未成，面战友已亡，能不伤痛！作者悲愤地说：“痛君未老，美志莫宣。”死亡谁也不能免，可恨的是柳宗元年纪未老，他的法家思想未尽宣传，而人已死去，真是遗憾无穷。所以刘禹锡在《河东先生集序》中说：“（柳）病且革(，通“亟”，危急)，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日：‘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四十五通（卷），行于世”。刘禹锡在夔州极艰苦的环境中，两年完成柳文的编辑工作，为的是纪念战友，宣传他法家的进步思想。 220 ==========第224页========== 刘禹锡还在《高陵令刘君遗爱碑》中，鲜明地表现了他抨击保守派、歌颂革新派的思想。他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地方权豪：“盖邑居多豪，政出权道”。接着具体地揭露了泾阳权幸广占良田，垄断水源，压迫人民，破坏生产的罪行。本来“泾水东行注白渠”，灌溉关中土地，因此秦人常得丰年。可是泾阳权幸“拥而专之”，水不能下流，以致“泾田独肥”、“它邑为枯”，面“地征如初”。人民虽然向上级官吏“赴诉”，而泾阳权幸“荣势足以破理”，因此告状的人民反而“得罪”。后来高陵令刘仁师，“励精吏治”，制止了权幸的横行。并“讁(t,读“惕”，揭发)奸犯豪”，修成“新渠”“新堰”，于是“驶流浑浑，如脉宣气，蒿荒沤胃，迎耜泽泽”。面对着这个新气象，“吞恨六十年”的人民莫不欢欣鼓舞。“蒸徒欢呼，奋襏(shibó，读“式脖”，菱衣)而舞”。作者这里歌领了一个不要强暴，坚决实行法治，惩办权篆，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法家草新人物刘仁师，而无情地鞭挞了欺压人民、破环生产的泾阳权幸。作品中所写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无疑是革新派与顽固派的代表，从他们对人民和生产的不同态度，以及推行儒法两家不同路线而出现的不同局面，更说明了实行法家路线有利于发展生产，推行儒家路线，测严重地被坏生产，危害人民。这充分体现了刘禹锡尊法反儒的思想和要求改革政治的主张。 刘禹锡对儒家顽固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在《答容州窦中丞书》中对“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语，居学官（教官)者”进行了批判，并通过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说：“今夫挟弓注矢，遡（溯）空而发者，人自以为背羿可矣，移之于泽宫，则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鯛螗(tido tán9,读“条唐”，蝉)相喧，不啻于彀弓射空者矣”。那 221 ==========第225页========== 些持着弓箭，向空而发的人，自以为是善射的后羿，但如果把他移到习射之地，则“噤而不敢言”，因为那里有“的”，他们就无法欺骗别人了。当今的儒家，相互攻击，如箭盔相撞，各自号呼相喧如秋蝉之鸣，他们的作为无异于那些对空而射之徒。这个讽刺真是入木三分，真实地深刻地画出了儒家者流的丑恶面貌，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反儒精神。 刘禹锡还往往通过咏物来歌颂革新派，讽刺保守派。如在《庭梅咏寄友人》中将革新派比为犯寒的梅花，歌颂它不向恶势力低头，冲破严酷环境，敢于斗争的精神：“早花常犯寒”。而在《聚蚁谣》中，他把政敌比为蚊子，这些“喧腾鼓舞”的“飞蚊”见不得天日，怕光明，“喜昏黑”。他们夏夜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其声如雷，甚嚣一时，“利嘴迎人”。寥寥几笔就把保守派暗中害人的本性生动地刻划出来了。 刘禹锡批判的笔锋也指向那些腐朽的权豪世族。在《台城》诗中，诗人写道：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诗中台城指南京的紫禁城，结绮、临春指陈后主修建的华丽的官室结绮楼和临春阁。六朝的统治者们过着穷奢极侈、醉生梦死的生活，结果终不免于“万户千门成野草”，篆门贵族的荒淫奢侈是造成他们败亡的重要原因。刘禹锡还写过一首题为《乌衣巷》的很有名的诗，也是以咏史的方式来说明腐朽的权豪世族必然衰亡的命运的： 222 ==========第226页==========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乌衣巷”是古代“佳丽之地”，均在南京城内。晋南渡后，王导、谢安两大豪族都居于此。当年王谢两家门第显耀，权势极重，而今朱雀桥边野草丛生，鸟衣巷口不见人影，唯见夕阳西下。王谢豪族已衰，旧时燕子无所依托，只得另换人家。这首诗不仅反映了历史的大变化和王谢贵族盛极必衰的规律，而且也暗讽了当时的权贵豪门。 反对分裂、主张统一也是刘禹锡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其代表作是《平蔡州》和《平齐行》。在《平蔡州》的第一首中，诗人把叛将吴元济比为“妖星”、“狂童”，把具有法家思想的李愬比为“汉家飞将”。并歌领了李愬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部队的机智勇敢，以及势如破竹的军事威力。叛军闻之，望风而降：“汉家（指唐）飞将下天来，马箠一挥门涧开。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蝼类）惊春雷。狂童面缚（背绑）登槛车，大帛（丝织物)天矫（飞腾）垂捷书”。还写了人民老小同庆胜利的狂喜心情：“四民归业闾里闲，小儿跳踉（足动）健儿舞”。在同诗的第 二首中概括地写了李愬平蔡州、擒吴元济的战斗过程。李愬秋毫无犯的军纪又是通过深受藩镇压迫的老人之口说出的，这就有力地肯定了李愬。在同诗的第三首中写到俘虏敌人的盛况和搞分裂者的可悲下场，以及平定藩镇吴元济之后出现的安定局面。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胜利，同时指出不能满足眼前的胜利，应继续战斗，消灭所有的藩镇：“策勋礼毕天下泰，猛士按剑看常山（原注：时唯常山不庭）”。作者在《平齐行》中写出了唐军消灭藩镇李师道的过程。将军的谋划，敌人 223 ,的，以- ==========第227页========== 的惨败，战上的狂欢，以及“耕夫满野行人歌”的新局面，都非常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出来。 刘禹锡还在怀古喻今的《西塞山怀古》中，通过西晋灭吴统中国的历史题材也表现了这一主题：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南京）。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国，故垒萧萧芦荻秋。 晋武帝（司马炎）为了统一中国，曾派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浚攻伐孙吴。当时吴国用铁锁横截战船，并制铁锥长丈余，暗放江中，阻碍王浚船队前进。王浚设法一一扫除了吴国所做的工事，“于是船无所碍”，终于进军，灭掉吴国，孙皓投降，至此全国统一。本诗前面都是怀古，开头从咏史着笔，接着写晋灭吴的经过。尽管吴国企图用铁锁和铁锥来阻挡晋的统一战争，但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孙皓只有望旗而降。作者以寓论断于叙事的手法说明地险不足特，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坚持分裂者没有好下场。现在是藩镇削平，全国统一，“四海为家”，当年两岸故垒的陈迹只有理没在萧萧的芦荻之中，这是对待险割据的藩镇所作的历史结论。本诗写于平定藩镇之后，这就更充分地表现了他反对分裂、坚持统一的思想。结句寓意极为深刻，显然是为现实而发的。 刘禹锡文学作品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抒发他自己百折不挠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不管是儒家顽固派对他的造谣诬蔑，或者是统治者对他的无情打击，都不能使他屈服，而且 224 ==========第228页========== 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盟。正如他在《浪淘沙词》中说的，“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酒虽辛苦，欧尽狂沙始到金”。这种斗争精神在他的两次玄都观题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两首诗都是通过感物兴怀来表现的。我们先看他的《元和十一(“一”字是多出的)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就是他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为朗州司马，经过十年贬谪生活后，被召至京师时写的诗。前两句出看花者的热闹情况，接着用新栽桃树比喻新贵满朝，把种桃者比喻执政者。本来玄都观无花，而现在的“桃千树”是刘禹锡被贬后所栽，这是影射那些镇压革新派、扶植保守派的当权者，充分反映了作者反抗儒家保守派的斗争精神。正因“语涉讽刺，政者不悦”，故又貶官。但他在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复召回长安，重游玄都视时，又作了《再游玄都观》以示讽刺。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亲。 当年道士手植桃树满观，而今是“桃花净尽”，种桃道士也 销声匿迹。可是昔日因题诗被贬的刘郎，今H又回来到这里题 诗，这充分表现了刘禹锡屡遭打击而百折不挠的斗争情神。题目中的“再”字、诗中的“又”字，都体现了这种顽强的斗志。为 225 ==========第229页========== 了更好地理解这两首诗，不妨把他写第二首诗的《序》录于下面 余贞元二十一年（同年为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不久）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sì，读“四”，等待)后游。时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 这序不仅叙述了他参加“永贞革新”及革新失败后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活，而且也说明了他如何以诗歌为武器不停顿地向政敌作斗争。我们还从“此观未有花”，到仙桃满观，再到后来终于“荡然无复一树”，可以看出当时政治上的风云变化，同时也说明保守派的得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刘禹锡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绝唱《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有突出的表现：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诗是公元八二六年冬，罢和州刺史归洛阳与白居易 226 ==========第230页========== 相通扬州时所作。作品思想内容丰富，感情洋溢。其中用了两个典故。“闻笛赋”指晋向秀为思念被当时统治者杀害的嵇康、吕安而写的《思旧赋》。该赋的序中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住处）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面疏，目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作者曾在《伤愚溪》中说：“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懂得）吹笛，山阳（嵇康、吕安、向秀所游之地）旧侣更谁过”。可见作者是自比向秀，又以柳宗元、吕温比为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吕安的。“怀旧”，就是怀念已故的战友柳宗元、吕温等。烂柯人，传说晋时有个樵夫王质去山中伐木，见二童子下棋，等他看完了一局棋，发现斧头的木柄已经腐烂了，回家后乡里人也认不出来了。这里作者以王质自比，说明自己被贬谪时间之长，时局变化之快。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诗的前四句是说：在“巴山楚水”的荒僻地区，度过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怀念背日的战友只能枉然吟诗，回到家乡不见旧人，桃如隔世。“凄凉地”、“弃置身”，反映出自己所处的艰苦环境和政敌对他的打击。“空吟”表现了对战友的深切怀念；“翻似”说明世事全非。“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写得非常好，诗句用对比的手法，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新旧事物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生事物如花木争春，万紫千红，欣欣向荣；又如千帆竞发，乘风破浪，继续前进。而腐朽的事物则象枯木病树，一天一天烂下去；又如沉水之舟，越沉越深，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最后两句点题，而以“长精神”作为酬赠之词，互相激励。这样将诗的思想提到最高境界，表现了作者虽屡遭贬官，受尽折磨，而斗志益坚的精神。 227 ==========第231页========== 这种斗争精神和乐观主义情绪在刘禹锡的诗中处处流露。我国古代许多士大夫每遭打击之后，常作失意灰心之语，儒家文人每逢秋天更是充满萧瑟感份的情调，但刘禹锡却与此相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臀”(《秋词》)。首句就批判了逢秋发悲的传统。“悲寂寥”、“胜春朝”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作者认为“秋日胜春朝”，引得诗情更加高，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乐观主义精神。他在《秋词》的第二首中说·“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看，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在某些人的笔下，秋天是一片凄凉萧瑟的景象，但在刘禹锡的笔下，却是“山明水净”、“数树深红”，一片光明灿烂的图景。 《唐音癸签》说：“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葡精华至老不衰，一时以诗豪见”。尽管他屡遭打击，但决不悲观绝望。“莫道桑揄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正因为他有顽强斗志和乐观精神，才使得他那些富有战斗性的诗文，“其锋森然，少敢当者”（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 第三节厚今薄古的创作主张与 别开生面的新体 刘禹锡在长期的“巴山楚水”生活中，不仅受到了当时人民的思想哺育，而且受了当地民歌的影响。他认真学习民歌，敢于创新，写成民歇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等诗歌。内容丰富，形式生动活泼，语言质朴，风格健朗。这种别开生面的新体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典诗歌与民歌相结合的典范。 228 ==========第232页========== 政治上主张改革，在文学上必然要求创新。刘禹锡的《杨柳枝词》第一首，不仅是立志改革诗歌的宜言，前且也是对儒家韩愈“依古”作诗的批判，充分体现了他进步的文艺思想： 塞北梅花羌笛吹，谁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前朝曲”指北方的“梅花落”和南方的淮南小山词。“梅花落”属汉横吹曲，它是笛中曲，六朝作家多作此曲。“淮南桂树”是指汉淮南小山作的《招隐士》，该诗的第一句是“桂树丛生兮，山之幽”。这里全诗的意思是：不论是北方的笛曲梅花落或者是南方的楚辞《招隐士》，都是陈曲旧调，还是听听我自翻的新声吧1在作者看来，汉魏六朝的那些东西都是“前朝曲”，不应该老调重弹，而应该学习民歌，开创新体。“莫奏”、“听唱”，“前朝”、“新翻”，鲜明地表现了刘禹锡在诗歌创作上厚今薄古，反对因循守旧的思想。当时韩愈高叫“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主张作文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同上），就是说，他要他的门徒学古人，读古书，把儒家的“仁义”作为创作的必经之途，把儒 家的经典《诗》K书》作为创作的唯一源泉。认为诗歌创作上也 应该“还看古人书，复举前人瓢”(《与张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复一夕》)。这种尊孔读经、复辟倒退的思想路线，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上必然要走“复举前人瓢”的复古道路。这种创作主张和目的在他的《元和圣德诗并序》中暴露得最清楚：“臣伏见皇帝陛下即位以来，祩流奸臣（指王叔文等），朝廷清明，无有欺蔽。…太平之期，适当今日，臣蒙被恩洋，日与群臣序立紫 229 ==========第233页========== 宸殿下，亲望穆穆之光，而其职业，又在以经籍教导国子，诚宜率先作歌诗以称道盛德，不可以辞语浅薄，不足以自效为解。辄依古作四言元和圣德诗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实录，具载明天子文武神圣，以瞥动百姓耳目，传示无极”。很显然，他要歌颂的是尊孔读经，他要歌领的是顽固派镇压“永贞革新”派的“圣德”，以警诫人民造反，并“传示无极”。韩愈这里所鼓吹的，正是要人们跟他一样，全盘继承和宣传陈腐反动的孔孟之道。 与韩愈所主张的从古人、古书中寻找创作源泉恰好相反，刘禹锡的创作源于生活。《刘氏集略》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他在《竹枝词序》中曾谈到他学习民歌、创作新体的用意。屈原在受到保守派打击之后，“居沅湘间”学习民歌，“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刘禹锡的政治抱负和不幸遭遇与屈原相似。他看到了民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生命力，所以要与屈原一样，学习民歌。“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永远传播他们革新派的思想。事实果然如此，据史书记载，刘禹锡的诗歌传播非常广泛，“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旧唐书·刘禹锡传》)。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曾说：“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又说：民间的作品“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掠，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刘禹锡正是一位善于从民间文学中吸取“新的养料”的诗人，他创作的那些“新翻《杨柳枝》”的诗歌，表现了他在文 230 ==========第234页========== 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刘禹锡开创的新体诗歌，内容丰富，形式新鲜活泼，能很好地为法家的政治路线服务。既可以通过形象的比喻表现他“年年波浪不能摧”(《竹枝词》)的斗志，又能抒发他光的理想：“迎得春光先到来，浅黄轻绿映楼台”(《杨柳枝词》)。既可以通过贴切的比喻说明自然发展的规律：“流水海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杨柳枝词》)，又能表现他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想象：“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浪淘沙》)既可以描绘西南地区的独特风光，又能反映当地人民边行边歌的生活情趣：“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竹枝词》)。 刘禹锡用这种新体诗歌，生动地反映了“楚水巴山”一带人民的生活。“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指妇女)来负（背）水，长刀短笠去烧畲(she,读“奢”)”。就这样短短的几句，形象通真地描绘了一幅西南地区的农民春耕图。先是环境描写，用桃花点出季节，用“层层”写出梯田的形状和春意之浓，真是满山遍野春花怒放。并用“云间”说明山村地势之高峻。接着再从环境描写引出人物活动：男的带着长刀，戴着短笠，去刀耕火种；而妇女忙忙碌碌地背水上山。全诗生活气息很浓厚，情调也显得很健康乐观，是一首好诗。 刘禹锡的《浪淘沙》第六首也是一首很好的作品，它写出了淘金女工的辛苦劳动和统治阶级掠夺人民劳动果实的这一不平等的现象： 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河中浪底来。 231 ==========第235页========== 在日照雾散之时，淘金女工拥满江边，从事陶金的辛苦芽动。“河中浪底”，说明女工们为了淘金，必须跟深河险浪斗争，黄金得来不易。而她们的劳动成果却全被统治者夺取了。那些王侯的印玺和贵妇的首饰，“尽是河中浪底来”，娜一样不是来自淘金女工的艰苦创造啊！这首诗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的深重，说明了正是劳动人民养活着统治阶级。 象以上这样富有生活气息和乡士风味，风格健朗清新、节奏响亮自然的诗歌，是那些鄙视劳动人民的儒家文人所写不出来的，它是法家诗歌革新的产物，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艺术花朵。前人说：“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独步”(《豫章黄先生文集·跋刘梦得竹枝歌》)。其实刘禹锡的其它诗歌何尝不是如此。他开创的新体成为文人词的先酒，对后来文人词很有影响。刘禹锡的许多诗，不但思想内容好，艺术性也是比较高的。他的诗的特点是诗意浓厚，语言流畅，音律和谐，读来琅琅上口，听了觉得悦耳。这样的诗使人易读易记，这对我们今天写作新诗也是有启发的。 但刘禹锡毕竟是地主阶级作家，他的思想无疑打上了本阶级的烙印。他曾经对自己出身于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官僚地主家庭引以为荣：“臣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夔州谢上表》)。有的文章宣传了儒家教义，如说“夫忠孝之于人，如食与衣，不可斯须（片刻）离也”(《名子说》)。当他阐述法家思想时，有时也夹杂了一些儒家思想。“永贞革新”失败后，在不甘屈服的同时，也曾一度产生消极思想，有时还与僧道往来，说些“曾向空门学坐禅，如今万事尽忘筌（忘记。筌，quan,读“全）。跟前名 232 ==========第236页========== 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春日书怀》)之类。他的有些诗歌虽然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但对人民的疾苦反映得还是不够的。这些都是他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他的作品突出地体现了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的特色。他学习民歌后所开创的新体《竹枝词》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清代法家王夫之说他的诗“宏放出于天然”，称他为“小诗之圣”(《葺斋诗话》)，这个评价是正确的。 233 i・c.….:sれ、スGれ는い니中：k ==========第237页========== 第十三章李贺、杜牧、李商隐 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之后，应当谈到的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是李贺、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中叶，正当刘禹锡、柳宗元在“永贞草新”（公元805年）失败后各贬一方，积极从事文学创作的时侯，青年诗人李贺开始登上了诗坛。李贺也坚决反对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迫切要求革新政治，对“永贞革新”集团的遭遇是很同情的。这时正是宪宗（李纯）元和年间（公元806一820年），朝廷里仍有法家的潜在力量。元和 六年（公元811年），李绛被任用为相，力主武力削藩，颇有振作气象，这给李贺带来很大鼓舞。李贺死后的第二年裴度为相，终于演出了“李愬雪夜取蔡州”的雄壮武剧。但是由于大地主阶级的另一派政治代表宦官的势力乘机扩张，李唐王朝的社会危机并未解决。 自从北宋的儒家人物宋祁称李贺为“鬼才”以来，李贺就被当作一个脱离实际的颓废诗人了。这自然是歪曲。其实，李贺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李白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虽然只活了二十七岁，但对诗坛的贡献很大。继李贺而起的杜牧、李商隐，都对李贺非常倾慕，受到他很大影响。杜牧、李商隐登上诗坛的时候，元和削藩已经失败，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宦官霸占了中央政权，朝官与宦官的斗争和朝官内部党派的斗争都很激烈，西北两方少数 234 ==========第238页========== 民族奴隶主的叛乱掳掠有增无已，李唐王朝已经日薄西山，进入晚期，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可以说正是中小地主阶级作家对晚唐社会的艺术概括。 和李贺被称为“鬼才”一样，杜牧、李商隐在中国文学史上也都曾经饱受诬蔑，简直被当作专门生产靡靡之音的黄色诗人。这显然又是歪曲。其实，杜牧、李商隐都有法家思想倾向，杜牧更为突出，他们都同晚唐的反动势力作过有力的斗争，在诗歌艺术上也是各有特色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晚唐藩镇割据，少数民族奴隶主叛乱掳掠的社会现实，不但李贺很想学习武艺，杜牧还喜欢谈政论兵，李商隐也教育儿子要弃文就武，这都表明他们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一节青年诗人李贺 李贺（公元790一816年），字长吉，昌谷（河南宜阳西）人，只活了二十七岁。他出身于唐朝的宗室，但家道已经没落，到他出生时只剩下一个贵族的空头衔，家庭经济也比较拮据。他经常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由于锋芒毕露，他在诗坛上初露头角就受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排挤迫害，有人甚至把他的诗丢到厕所里去。一些尊孔之徒借口他父亲名叫晋肃，说什么“晋”、“进”同音，李贺不得应进士试，否则就是触犯父讳，忤逆不孝。儒家顽固派用这种恶劣手法想把他压下去，但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李贺对腐败的现实更加不满，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定。后来他虽然做了一名奉礼郎（管理祭祀的九品小官），但他不愿趋炎附势，不屑于“臣妾气态词”(《赠陈商》)，去做侍 235 ==========第239页========== 候达官贵人的奴蝉，不久就辞掉不千了。因为他与儒家顽固派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所以他一生受到压抑，经常过着“衣如飞鹑马如狗”(《开愁歌》)的生活。“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这句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已坎坷遭遇的悲愤诉说。因此，他“临歧击剑生铜吼”(《开愁歌》)，高呼“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这些言行都表明他具有突出的斗争性格。这种斗争性格给他带来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使他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坚信黎明一定会到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鸿一声天下白(《致酒行》)，就是诗人歌颂黎明的名句。其余如“吟诗一夜东方白”(《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星尽四方高，万物知天曙”(《感讽五首》)，也都表现了诗人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热切期待黎明的心情。 李贺的诗歌留传下来只有二百多首，大多其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羯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人芪的痛苦，表现了他迫切要求改革政治的法家思想。在《感讽》中，诗人生动、有力地描绘了一幅官吏鱼肉人民的场景： 合浦无明珠，龙洲无木双（柑橘）。尼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来不及供应郡守贪得无厌的需求）。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此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会待春日宴（暮春），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梁。县官踏餐(饱餐)去，簿吏复登堂。 236 ==========第240页========== 开头四句语带讽刺，写出郡守对人民贪得无厌的需索。连创造、化育万物的大自然都无法满足郡守的需求，更何况一般人！这就突出了郡守的贪婪。接着具体描写县官的行为，蚕儿还刚刚孵化出来，如狼似虎的县官就气势汹汹地来收赋税了。农家姑蠖俩，一个向其官说明情况，一个忙着备饭。可是送走了县官，簿吏又来催租逼税了。怎么应付呢？诗人没有写，但农家的窘迫和痛苦尽在不言之中。这首诗有叙述，有对话，有议论，写得生动活泼，有力地反映了农村存在的严重的剥削现象。《老夫采玉歌》则反映了采玉工人的痛苦生活：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妇女发髻上的装饰品)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夜雨冈头食蓁(zhEn,读“针”)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同“餍”）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风雨如筛，泉脚挂绳青袅袅(nido,读“鸟”，摇曳)。村寒白屋（茅屋）念矫婴（幼子），古合石磴(dèg,读邓”，石阶)悬肠草（又名思子蔓）。 采玉工人采的是宝贽的碧玉，可是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终日以野果充饥，泪流如杜鹃泣随；在风雨交加的日子，还要系着绳子深入到溪水里去采玉。看到山上的悬肠草，不由得心中思念那远在家乡的幼小儿女。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画！诗人采用烘托的手法突出采玉工人的艰苦劳动和痛苦的生活。如“老夫饥寒龙为愁”两句衬托采玉工人日夜劳动，搅得碧蓝的溪水都浑浊了，水底的老龙都要发愁了。“蓝溪之水厌生人”两句写出采玉工人死亡之多，官吏压迫之深。李贺的 237 ==========第241页========== 诗如此有力地反映了这些黑暗的现实，怎能说他是脱离现实的呢？ 李贺反对藩镇割据，主张坚决讨伐。他把那些藩镇比为吃人的“猛虎”，它们“长戈莫春（冲击），强弩莫抨（射）。乳孙哺子，教得生狞（狰狞）”，一个个凶恶得连长戈和强弩都制服不了。它们传子传孙，相继为害。它们气焰器张，不可一世：“举头为城，掉尾为旌”(《猛虎行》)，大搞分裂割据。面对这群当道的豺狼虎豹，诗人立下弃文习武为国立功的志愿：“长卿牢落悲空舍，曼情诙谐取自容。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南园第七》)。司马相如学文的结果是穷愁潦倒，东方朔学的一套也不过博得帝王的一笑，诗人鄙薄这样的人，想买 一把若耶溪边铸出来的好剑，去跟那善于剑术的神猿学习武艺。“男儿何不带吴钩（刀名)，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第 五》)。他想学习武艺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亲自带兵打仗，削平藩镇割据，为国家的统一作出贡献。在《雁门太守行》中，他歌颂战士们反抗敌人侵略、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体现了诗人抗敌爱国的思想。· 要实现统一的愿望，就要与反动统治集团实行的用人唯亲的儒家路线作斗争。诗人写了《马诗二十三首》，希望当权者能改革黑暗政治，实行用人唯贤的法家路线。“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第四首），他自比瘦骏的良马，骨骼坚劲犹如钢铁，一旦被重用，定能做出一番事业：“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第十五首）。可是唐宪宗却 一意孤行，任命那不学无术、只会谄媚的宦官做统帅，诗人对此十分愤慨，在《吕将军歌》和《感讽六首》之三中加以揭露和批判：“妇人携汉卒”，“傅粉女郎火旗下”，“恒山铁骑请金枪， 238 ==========第242页========== 遥闻箙(f,读“服”，箭袋)中花箭香。”在敌人面前，这些家伙躲得远远的，不敢交锋，敌人只闻到从他们箭袋中飘出来的香气。这是多么辛辣的嘲讽！可是这些不会打仗的宦官却惯于冒功请赏：“走马遣书勋，谁能分粉墨？”诗人愤激之情滋于言表。这些诗突出地反映了诗人反对宦官统兵专权，抨击皇帝用人唯亲以致贻误军机的错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现实如此黑暗，诗人改革政治的愿望无法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诗人借咏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来寄托他改革政治的理想。他热情歌颂秦始皇，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秦始皇的威武形象：“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秦主饮酒》)。诗人把秦始皇统-一全国比为“骑虎游八极”，威镇八方。军队的刀光剑影照亮天空，连天都按照始皇的意志改变了颜色，这就映衬了始皇的赫赫武功。秦始皇象那太附神羲和赶着太阳运行一般，敲打光焰万丈的太阳发出玻璃的声音，一个“敲”字形象地写出他驾驭天地的伟大气魄。“劫灰飞尽古今平”一句，充分肯定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中国的历史功勋。在那藩镇跋扈、宦官专权的唐代中叶，诗人多么希望有秦始皇那样英明的帝王出来削平割据统一全国啊！在《长歌续短歌》中，他更驰骋想象力，表现了他对秦始皇衷心的仰慕和热烈的追求： 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秦王不可见，旦夕成内热。渴饮壶中酒，饥拔陇头粟。凄凉四月闲，千里 一时绿。夜峰何离离，明月照石底。徘徊沿石寻，照出高蜂外。不得与之游，歌成鬓先改。 239 ==========第243页========== 前半首表达了诗人对秦始皇的怀念之情。他长歌苦吟，渴望见到始皇，但日盼夜想不能见到，以致内心感情激荡，如火般炽热。愁阁时喝酒解忧，饥饿时拔粟充饥。如此春尽夏来，大地又是一派蓬勃生长的景象，生机盎然，诗人抑制不住向往之情。后半首写他从仰慕进而热烈追求。他把始皇比为明月，诗人徘徊寻求光辉的明月，但她在高峰之上，到哪里去寻啊！看来只能悲歌抒怀、惆怅鬓白了！这首诗感情洋溢，充满追求理想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在诗中如此热烈歌颂秦始皇，如此渴望与他相见，在古代是罕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诗人要求改革、要求统一的愿望是多么迫切！ 李贺的诗一方面尊法，一方面批孔。他在诗里对儒家的批判是比较尖锐深刻的。他在《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写道：“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蘑刀割紫云。”诗人赞美石工的高超技艺巧夺天工，接着具体描写那紫石砚是怎样美丽、精致和细净，最后以“孔砚宽顽何足云”作结，把供在孔庙里的“圣物”一孔砚当作一块不值一谈的大顽石（孔丘时尚无笔砚，“孔砚”之说纯系后代儒家的捏造)。难怪一些儒生看到这首诗，便指责李贺“以孔砚为不足云，太无忌禅！”（见王琦注）这恰恰从反面证明李贺这首诗是猎题发辉，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孔老二。 诗人不愿把自己的青春葬送在书斋里，他写下了批判脱离现实的章句之学的诗句：“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第六》)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苦吟悲秋的诗句，这在杀声震天的战场上有什么用！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国家统一一事业的关心，同时也是对孔孟之道和皓首穷经的儒家治学道路的批判。 诗人还批判了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谬论。 240 ==========第244页========== 在他的一些诗歌中，通过一些富有形象性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天地万物都在运动变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古悠悠行》： 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 太阳下山，月亮升上天空，昼夜循环，古往今来，无穷尽，千年的时间如风飘般过去。海沙变石，秦代的石桥沉入水底，时光流逝，连那坚固的汉代铜柱也终于消蚀。诗人用自然界现象说明万物都在运动变化，从来就没有什么静止、凝固的东西，这就批判了儒家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李贺还反对鬼神，反对追求长生。当时的皇帝是个神仙迷，什么求仙访道，炼丹吃药，闹得不亦乐乎。“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几回天上葬神仙”(《官街鼓》)，诗人通过诗歌反复说明一切都是变化的，连神仙都不免一死，更何况一般人呢？他并且大胆责问：“神君何在？太一安有？”(《苦昼短》)这些诗都讽刺了追求长生不死的愚妄无知，表现了诗人的唯物主义思想。 儒家不许“犯讳”，李贺却敢于犯讳。皇帝在封建社会里是“至尊天子”，谁敢指名道姓便是“大不敬”，搞得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李贺却在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邸”(《金铜仙人辞汉歌》)、“刘彻”(《苦昼短》)。汉武帝是一位大有作为的法家人物，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他毕竞是封建帝王，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一点胆量是不敢这样做的。 李贺死后十五年，杜牧为李贺诗集写序，称赞李贺继承了 241 ==========第245页========== 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是“骚之苗斋”，这看法是正确的。李贺的诗，确实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如《梦天》写道：“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诗人驰骋想象，梦上九霄，居高临下，俯视大地，但见沧海变桑田，一切都在迅速变化，远望中国的九州，好象九点轻烟，那汪洋大海不过是泻在杯中的一杯水罢了。诗人的想象何等新颖奇特，诗的境界又是何等雄奇壮阔！ 李贺诗中丰富的想象和壮美的意境，反映了这位青年诗人可贵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他受到权贵的打击和迫害，无法实现“拿云”志，但他不妥协，不气馁。他仰慕屈原，却不赞成屈原自沉的做法：“屈平沉湘不足慕”(《箜篌引》)，而主张积极斗争。《野歌》中写道：“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蒙蒙。”贫因也好，富贵也好，这种不平的现象决不是老天爷造成的。前途无限光明，冬天过去，春天就到了，那时枯柳又将抽枝发芽、迎风飞舞了，这反映了诗人奋发有为的乐观主义情绪。 为了描绘奇特的想象和理想的境界，诗人精心地锤炼语言，用精炼而清新的语言来概括丰富的思想内容。如用“黑云压城城欲摧”(《雁门太守行》)来比喻敌人压境，形势险恶，用“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丽”(《李凭箜篌引》)来形容箜篌的乐声响彻云霄，连女娲补天的石头都被震碎，变成阵阵秋雨，用“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来突出秦始皇叱咤风云的雄姿；用“今朝擎剑去，何日刺蛟回”(《送秦光禄北征》)来寄托战胜敌人的希望，等等。这些清新警辟诗句的运用，使李贺的诗歌更富有气势，更富有浪漫主义的浓郁绚丽的色彩。 李贺的思想和创作也有局限性。他的生活圈子比较狭 242 ==========第246页========== 小，尊法反儒也不彻底，在不满现实的同时也常流露出消极的情绪，如“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伤心行》)，“华发垂恨鬓，光露泣幽泪”(《昌谷诗》)等诗句，调子都很感伤低沉。有些作品如《美人梳头歌》、《苏小小墓》、《花游曲》等，还表现了庸俗腐朽的生活和情调，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第二节尊法反儒的诗人杜牧 专和 杜牧是晚唐一位著名的诗人，七言绝句写得很好。“停车坐（因）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这流传的名句，就是他写的。 杜牧（公元803一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他出身于没落的世家大族，十岁时祖父死去，不久父亲又死去，生活境院并不十分富裕。但这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了解人民，对于形成他的进步的法家改革思想有帮助。 杜牧活了五十一岁，经历了从宪宗（李纯）到宣宗（李忱） 六朝。这个时期唐王朝的各种矛盾都更加尖锐。藩镇割据势力猖獗，宦官更是飞扬跋扈。宪宗是宦官杀死的，以后的几个皇帝都是由太监擅自废立的。文宗（李昂）就曾无可奈何地叹息自己“受制于家奴”(《资治通鉴》二四六卷)，连亡国的皇帝都不如。各个政治集团的斗争这时也趋白热化，一派上台，另 一派就被贬斥，反之也是如此。 杜牧二十六岁中进士，先后做过湖州、杭州等地刺史和监察御史以及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官职。据史书记载，杜牧为人“喇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新唐书》本传)。杜收痛恨那些腐朽反动的官僚，“奸佞每思当面唾” 243 ==========第247页========== (《商山富水泽》)，面那些反动的达官贵人对他也极其仇视。他曾说：“怒仆者足以裂仆之肠，折仆之胫”(《上池州李使君书》)。这说明杜和当时那些反动的当权者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 杜牧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关心时事政治，敢于冲破孔孟儒学的束缚。他十六岁时，看到那些士大夫在藩镇叛乱面前“一如常时，笑歌嬉游，辄不为蓐”，便说：“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为教”(《注孙子序》)。后来，杜牧还说“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家，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额(zhuān,读专”)固，不能通经”(《上李中丞书》)。孔丘在唐代早已被玄宗封为“文宣王”，“世业儒学”的杜牧居然自称脾气固执，不能通经，这显然是反潮流精神的表现。 杜牧二十岁开始博览群书，针对有的少数民族奴隶主的侵扰和河北三镇割据的现实，注重研究历史，研究孙子兵法，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研究的结果，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亡没有不通过战争的：“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注孙子序》)。因此他还将自己研究的心得为曹操所定的《孙子兵法》作注。但是，腐朽的统治集团却根本没有人赏识他，杜牧不能不感到“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雪中书怀》)。在万分悲愤之中，他写诗抒怀，以笔为枪，对当时的腐朽、反动势力，进行尖锐的批判。他的作品有《樊川诗巢》、《樊川文集》。 杜牧有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在《答庄充书》中，他提出“凡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何为之兵卫，…意全胜者辞®朴面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毕面文愈鄙。”针对当时文 244 ==========第248页========== 坛上那种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文风，他提倡写言之有物、朴实无华的文章诗歌。他还明确指出文学创作要为改革政治服务：“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艰难来，始卒伍佣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故作《与刘司徒书》”(《上知己文章启》)。这说明他关心政治，主张写诗作文应当触及时事。 杜牧在一些诗文中，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如《题村舍》： 三树褥（同“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shuò，读“朔”，熔化)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1 桑叶还未长成，正是春荒时节，幼小的儿女们嚷着饥锻，农家生产的粮食哪里去了呢？那锦衣美食的王侯之家是不知道的！诗歌写得较含蓄，实际上指责王侯家的奢侈生活就建筑在贫苦农民啼饥号寒的痛苦之上。这首诗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贫富悬殊和严重剥削的现象。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诗人常借历史事实加以揭露讽刺，如著名的《过华清官》：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项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唐玄宗的生活荒淫奢侈，他为了博取杨贵妃的欢笑，不情驱使快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运来荔枝。这“妃子笑”的背后有 245 ==========第249页========== 多少人民的血汗和痛苦！诗人没有直接写出一句谴责的话，但是却流露了强熱的憎恨之情。当时的皇帝正同玄宗一样昏庸腐朽，醉生梦死，什么国家的安危、藩镇的跋扈一概不管，诗人就是借用历史事实揭露现实的黑暗，所以诗歌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又如《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在这首诗里，诗人借用陈后主（陈叔宝）荒淫无度终于亡国的事实，抨击当时的统治集团沉湎于酒色享受的无耻生活。在短短的二十八字中，饱含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他瞥告统治集团：如长此下去，唐王朝也有亡国的危险。这类咏史抒怀的绝句，在杜牧诗歌中是很有特色的。 改革弊政、用人唯贤，是杜牧的一贯主张。当时统治集团腐朽黑暗，河北三镇出现叛乱，朝廷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由于赏罚不明，缺少训练，不能任用贤能的将领，所以每战必败，成为“宿败之师”。杜牧在《罪言》中提出了改革的方针，认为“上策莫如自治”。从哪些方面“治”？他提出：“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主张从法治、用人、国防和财政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他首先提出法治，其次是用人唯贤，然后才有可能加强国防和整顿财政。这说明杜牧具有鲜明的法家思想。 杜收对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给予歌领肯定。他对荀子、商鞅和李斯都作了肯定的评价，对秦始皇和汉武帝，更 246 ==========第250页========== 是充分地肯定了他们统一中国、驱逐侵略者的历史作用：“秦始皇、汉武帝之雄材，灭六强（六国），擗四夷（指游牧民族统治者)，尽非凡王也”(《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对于曹操，他更是热情歌颂，认为“东汉崩裂纷披，都迁主播（国都迁移，皇帝远徙)，天下大乱，操起兵东都，提献帝（刘协）于徙步困饿之中，南征北伐，仅（将近）三十年，始定三分之业。”“假使当时无操，献帝复能正其国乎？假使操不挟献帝以令天下，英雄能与操争乎？若使无操，复何人为苍生请命乎？”(《题荀文若传后》)他对曹操善于用兵打仗也是心向往之，在《注孙子序》中，称赞曹操能在运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自成一家事业”，并为曹操自已写的兵书《新书》的亡佚而感到惋惜。 肯定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目的是为了效法他们，改革当时唐王朝的黑暗政治。他在《郡斋独酌》中曾经这样自抒怀抱：“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河北、山西一带为藩镇割据势力所统治)，兰芷（香花益草）浴河湟（河湟一带为吐蕃所统治)。腥膻一扫酒，凶狠皆披攘（扫清藩镇割据和游牧民族统治者的侵略)”。杜收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一再批评从玄宗以来历代皇帝对藩镇始终采或姑息政策的错误，先后写了《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文和《感怀诗》《那斋独酌》等诗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追溯造成藩镇割据势力的原因，严厉批评唐玄宗末年“愚儒”奏罢府兵，造成了“府兵内铲，边兵外作”，“尾大中于，成燕偏重”(《原十六卫》)的局面。这分析是符合事实的。他用“尾大中于”四字概括安史乱后地方军阀拥兵割据造成的形势，这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把周朝末年诸侯割据概括为“末大不掉”是一致的。杜牧认为“用贤无敌是长城”，并说“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 247 ==========第251页========== 敢弄兵！”(《咏歌圣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尖锐地批评了唐玄宗没有能象汉文帝（刘恒）那样采纳正确的意见，以至引起藩镇之祸。在《朱坡绝句》中，他进一步借咏贾谊来寄托自己的感慨和不满： 故国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诏换鱼书。贾生辞赋恨流落，只向长沙住岁余。（原注：“文帝岁余思贾生”) 贾谊虽被贬谪长沙，写赋抒怀，但文帝不久就把他召回长安。自己呢，连续做了好儿年地方官，却没有机会回到京都，得不到重用，命运比贾谊还不如。这首绝句含蓄地批评皇帝的昏庸，抒发了诗人壮志无法施展的愤慨。 他的《感怀诗》是一首反对落镇割据、主张统一的好诗。这首长诗描写了安史乱后几十年来藩镇跋扈、危害人民的历史。最后直抒胸怀：“关西贱男子（诗人自称），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1…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诗人痛恨那些镐分裂倒退的军阀，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自己有削藩的计策，可有谁来听取啊！只好写在诗里，烧掉送给贾谊吧。写诗时诗人正当二十五岁的青年，正是热血沸腾，愿为国家统一效力的时候，但黑暗的政治使诗人的满怀壮志无法实现，因此表现的感情热烈而又悲愤。 当时不仪藩镇之乱接连不断，回纥和吐蕃奴隶主贵族也不断乘机掠夺人民，发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杜牧一方面对吐蕃奴隶主贵族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又批判玄宗以来的皇帝用人不当，以致引起战争，“开元时吐蕃上书，悖慢无礼， 248 ==========第252页========== 皆边将造伪，交斗华夷，冀立功勋，以求爵赏。自长庆（穆宗李恒年号)已降，怠于制置，西北守帅，多非其人，侵虐种落，厚自封殖”(《李诚元除朔州刺史制》)。杜牧这些分析真是一针见血。 诗人极为关心被吐蕃奴隶主奴役的汉族人民。在《河湟》诗中，诗人写道： 牧羊驱马虽我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汉族人民被当作奴隶，穿着吐蕃服装收羊驱马，可是他们尽管头发变白了，思念故土的红心却永远不变。诗何富有感情，写出了沦为奴隶的汉族人民不甘受奴役而盼望回到亲人怀抱的心情。著名的《早雁》中写道： 金河秋半虎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螺月明孤影过，长门（宫殿名）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湘江一带）少人处，水多菰(gū，读“姑”，茭白)米岸莓苔。 回纥费族在草长马肥的秋天发动侵扰汉族地区的战争，汉族人民就象一群惊散的群雅，在月明之夜飞过建章宫（此宫有铜俦仙人手拿承露盘承接露水)。诗人同情受到民族压迫的人民，他们到处流浪，凄惶南来。春暖花开，该是回去的时侯了，可是胡骑的蹂躏不容他们回去啊！诗人只得无可奈何地安慰他们，就在南方鱼米之乡耽下来吧！全诗运用比喻手 249. タ:. ==========第253页========== 法，描写了被回纥贵族踩的人民的悲惨遭遇，感情沉痛激愤；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在《重送池州孟迟先辈》诗中，诗人画出一位抗敌英雄的威武形象，表现了驱除侵略者的理想：“手拈金仆姑（箭名），腰悬玉辘轳（剑名）。爬头峰（蜂名）北正好去，系取可汗钳作奴。 六宫虽念相如赋，其那（奈何。那，nu6,读挪”）防边重武夫！”诗中描写了抗敌英雄要把敌人头领抓来罚作苦工的英勇气概，同时感概地说，官廷里虽然欣赏文人的诗赋，怎奈防边抗敌还得靠武将阿！这表现了诗人钓尚武精神。宣宗（李忱）时，吐蕃内乱，陇右人民乘机驱逐了吐蕃奴隶主，回到亲人怀抱，老幼千余人来到长安，脱下我服，换上汉装，感动欢呼，诗人立刻写诗歌颂：“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河湟诸郡归降，辄献歌咏》)。这不但反映了陇右人民回到亲人怀抱的喜悦心情，也反映了诗人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 但杜牧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作家，他曾夸耀自己的家世：“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朱门开，长安城中央(《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他的生活还有放浪的一面：“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嗜好难以改变。猫，9心，读“故”，积习），往往闭户便经旬日”(《上李中丞书》)，又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雨中作》)等等，晚年这类作品不少，反映了他沉酒于剥削阶级酒色歌舞的生活和不健康的思想情调，这些应该严肃批判。 第三节李商隐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写出这流 250 ==========第254页========== 传至今的名句的诗人是李商隐。 李商隐（公元813一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出身于没落小官僚家庭。他比杜牧小十岁，两人都经历了从宪宗（李纯）到宣宗（李忱）六朝。他早年就反对“学道必求古”，认为道并非“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上崔华州书》)。后来又责难说：“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认为“不师孔氏”(《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并非过错。这都表明李商隐具有蔑视孔丘，反对儒学束缚的进步思想。 李商隐走上社会时，曾以“嫩箨(tuò，读“拓”，笋壳)香苞初出林”自况，说明自己怀有“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希望自己能象幼笋一样长成凌云翠竹。但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政治现实却同他的理想抱负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从十 八岁开始当幕僚，二十五岁中进士，但始终未受重用，只做过几任小官，为时都很短，大半生奔走各地，寄人篱下。他在三 十八岁所写的《骄儿诗》，曾对自己作了深刻的总结：“爷背好读书，恳苦自著述。颜领（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蛋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便为帝王师，不假更纤悉。况今西与北，羌我正狂悖，诛赦两未成，将养如痼疾。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窟。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他在这里首先回顾了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批判了死读书的害处，接着便谆谆教导儿子不要重蹈覆辙，而要看到国家正是多事之秋，学习法家的兵书，走张良“为帝王师”的道路，英勇报国，立业建功，千万不可尊孔读经，把自己弄成废物。这是李商隐在“颜额欲四十”以后进一步尊法反儒的表现，其思想锋芒直逼儒家的经典和孔孟之道，充分表明李商隐并没有向反动势力屈服投降。“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窟”，这位憔悴的诗 251 ==========第255页========== 人对于下一代的期望和召唤是多么英雄篆迈啊！八年后，李商隐便与世长辞，他的期友崔珏(jé，读决”)曾用“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哭李商隐》)的诗句，万分同情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政治遭過。 但是，“…生襟抱未尝开”的李商隐，却以自己的进步思想写下了许多政治诗和政治抒情诗，对晚唐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于这些诗歌在思想内容上和语言艺术上都有较高成就，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往往把他和李白、李贺并称“三李”，有时把他和杜牧并称“李杜”。 李商隐的政治诗往往采取直接揭露和正面议论的方式。文宗（李昂）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冬，宦官在甘露事变中幽禁文宗，捕杀谋诛宦官的大臣李训、王涯等一千多人，在京城内外造成恐怖局面，老诗人卢仝惨死，许多老百姓遭殃，曾经讽刺过宦官的白居易这时也只能慨叹李、王等人的“白首同归”，而庆幸于自己“青山独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作家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说话。但是李商隐却忍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慨，不久就写下了《有感》 二首，紧接着，又写了一首悲愤痛切的《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突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绰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是关雪涕收。 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春，地处关西险要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接连上表声讨宦官在甘露事变中的罪行，对官官 252 ==========第256页========== 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本诗就是寄希望于刘从谏，赞扬他的上表行为，进面要求他以实际的军事行动，实践表文中清除宦官的誓言，以消除宦官在长安一带所造成的灾难。窦融是东汉光武帝时的谅州牧，他得知朝廷有意征讨割据的军阀隗器，就上表请问出师日期，要为朝廷效力。陶侃是东晋的荆州刺史，苏峻叛乱时，他曾和诸军会师于首都石头城（今南京），斩杀苏峻。作者以窦融、陶侃比刘从谏，用典非常巧妙，在赞扬之中表现了他对刘从谏的期望。 在李商隐的政治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首长达一百何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这首长篇政治诗叙写作者在长安西郊一个破落农村的所见所闻，阐述唐朝自开元以来由盛而衰的巨大变化，对唐统治集团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的荒淫以及军事上的软弱都有深刻的揭露；对安史乱后农村破败、生产雖薇、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也有具体描写。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揭露颇象杜甫的《北征》。通过这首长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农村已经是：“高田长槲枥（ú，读“胡历”，均为树名），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d0n,读吨”，土堆)。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席，无衣可迎宾。”诗中还说：“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把起义的穷民称为“盗贼”，但他对这些穷民毕竟是有所谅解的。晚唐农民大起义的迹象在这首长诗里已经反映得很清楚了。此外，作者还从今昔对比中尖锐地指出，造成中晚唐一系列灾祸的根源是李林甫等“奸邪挠经纶”。作者不但对儒家路线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而且还从法家观点出发，指出国家的治乱“系人不系天”，积极要求改革。这些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可贽的。 在李商隐的政治诗中，最能反映他的政治抱负的是公元 253 ==========第257页========== 八三八年所写的那首曾经得到王安石赞赏的《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作者因遭保守派的猜忌，试博学宏词科落选，被迫客游，寄居在他岳父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府中，这首七律就是他这期间登楼感怀之作。定安城楼就是泾州城楼（唐泾州又称安定郡)。本诗首联是紧扣题目的景物描写。第二联是写登临勾引起来的心事，对考试落选和寄人篱下都很不满。第三联是表露自己不图荣华富贵，一心想要改变晚唐社会面貌和功成身退的志向。尾联是以鹩雏(yuānchú，读“冤除”，凤凰)自比，以嗜好腐鼠的鹅桌(chi xicāo,读痴消”，猫头鹰)比喻垄断仕途的保守势力，对他们进行愤慨的斥责。这些人深陷在朝官内部党派斗争之中，竟以党争之心度李商隐之腹，这实在是非常可鄙可憎的。据记载，王安石晚年喜吟此诗五、六句，以为“虽老杜无以过”(《蔡宽夫诗话》)。 李商隐的政治诗，有不少是以咏史的形式出现的。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如屈原、刘邦、贾谊、诸葛亮、孙权、武则天、李白、裴度、李愬等，都在他的这类诗歌里得到热情的赞扬。历史上许多亡国败政的皇帝，如陈后主（陈叔宝）、隋场帝（杨广)，也在他的这类诗歌里受到尖锐的讽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这就是李商隐咏史诗中的名句。过去，咏史诗往往局限于个人抒情，但是到了他手里，就 254 ==========第258页========== 成为总结历史经验，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李商隐对于咏史诗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 《贾生》是李商隐的一首很著名的咏史诗： 宣室求资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绝句慨叹汉文帝（刘恒）虽然赏识贾谊，但却花费很多时间讨教鬼神问题，并不能在政治上加以重用，曲折地反映了晚唐时期法家人物的不幸遭遇。晚唐许多皇帝，如穆宗（李恒)宣宗（李忱）等都是迷信鬼神，因吃长生药而丧生。这首咏史诗显然是针对这个政治现实的。又如《隋宫》： 紫桌官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幕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此诗借隋炀帝游乐无度遵致国破身亡的历史教训，向晚唐的皇帝敲起了瞥钟。“紫泉宫”即隋朝的紫渊宫，“芜城”就是扬州。开头两句是说隋炀帝南下扬州，游乐忘返，致使宫殿空锁，朝政荒废。“玉玺”是皇帝的印信，这里指皇权。“日角”是高起的额角，封建迷信者认为这是帝王之相。三、四两句是说，如果不是皇权失落到李唐之手，隋炀帝还会乘坐华丽的帆船玩到天边去。五、六两句叙述隋炀帝驱使老百姓捕捉萤火虫，开运河，筑隋堤供他日夜游乐，诗句也巧妙地勾划出隋王 255 ==========第259页========== 朝腐败没落的景象。最后两何更以浪漫主义手法，拟想隋炀帝死后，在地下还向六朝时亡国之君陈叔宝，询问舞曲《玉树后庭花》，荒淫误国，至死不悟。全诗四联，主题层层深化，讽谕意味很浓。 李商隐还有一些近体诗，因不便点明主题，面被称为《无题》诗。“春春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便是其中的名句。他这些《无题》诗常用比兴手法，词采浓艳，但思想感情显得比较隐晦，往往不易理解。其中有的可能是写爱情的，但也有的并不是写爱情而是包含有政治寄托的。例如：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差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这首七律是李商隐在武宗（李瀍）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任秘书省正字时所写，诗中的“兰台”就是指秘书省。此诗-一、 三两联是写权贵们春夜寻欢，二、四两联是写作者自己的境遇清冷，两相对照，以寄感慨。作者地位低下，无法得到皇帝的任用，但心如灵犀，政治理想却是和想有作为的皇帝相通的，这就是作者写这首七律时的心情。 不过，李商隐这类无题诗，也是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的。他虽然抱有进步的政治理想，但却寄希望于皇帝，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由于当时的皇帝自身难保，不可能给予李商隐什么力量，因此他缺乏胜利的信心，在希望当中已经交织着无望，所以这类诗歌的情调往往比较低沉。 256 ==========第260页========== 李商隐的诗在艺术上是很有成就的，近体诗更为突出。他的诗主要特点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诗意含蓄，文词华美。但他的诗有时过于追求词藻，诗中又好用典，有时用得较好，有时则显得晦涩，真意难明，所以他的诗不象白居易、刘禹锡的诗那样地容易读懂。 晚唐后期，由于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有些出身贫苦的作家如聂夷中、皮日休、杜荀鹤等，曾经尖锐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苦难。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农民有的“二月卖新丝， 五月粜(tiào,读“跳”，卖粮)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聂夷中《咏田家》)；有的“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皮日休《橡媪叹》)；有的“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2huó，读“酌”，砍伐)生柴带叶烧”（杜荀鹤《山中寡妇》）。这些诗对我们了解黄巢起义的社会背景，了解封建社会里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农民的痛苦生活颇有认识价值。 257 ==========第261页========== 后 记 《简明中国文学史》上册（先秦至唐代）现在龈读者见面了，下珊（宋代至近代）正在继续编写中。本卡是三结合集体创作的成果。我组革命师生在编书过程中得到上级领导和出版社的许多指导和帮助，还得到本市第三织袜厂、前进农场、胶鞋二广、市中区邮电局、电机厂工人文科大学、二十一棉纺织厂、工人文化官等许多单位的热情支持，许多知识青年、工人理论织伍和革命师生，积极阅读书稿，参加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胶鞋二厂、上袜三厂工人师傅还跟我们一起编写了个别章节的提纲或初稿。我们谨向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若干章节曾经先在刊物上发表过，许多读者给了我们很大鼓扇和支持。这次我们作了一些修政。编写文学史困难比较大，我们的水平叉很差，现在出版的上册一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请广大青年读者和专业工作者多加指正，以便今后进一步修改，并帮助我们搞好下册的编写工作。 上海师大中文系《简明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一九七六年一月 258 ==========第262页========== Ge n e r al I n f or ma t i o n]书名=简明中国文学史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简明中国文学史》编页数=258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1976.07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263页========== 章章章 原始歌谣和神话《诗经》 苟况、韩非和先秦散文 第四章 屈原 第五章 司马迁和《史记》 第六章 汉代乐府民歌和文人诗 第七章 曹操和魏晋南北朝诗文 第入章 李白 第九章 白居易 章 柳宗元 刘禹锡 李贺、杜牧、李商隐 ==========第264页==========